我有一个梦想

英文版：〉〉〉My Dream

总理忽然召开临时记者会，引起到处议论纷纷。所有镜头聚焦在他身上，他开口说：“今天到这里来，我要把迟来的正义，还给曾经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捕，特别是1987年五、六月的22名被扣者。”他继续往下说，“这是先父采取的行动，我遗憾地说，是他治国期间所犯下邪恶罪行中的一个，我要为当时对事实的错误描述深切表示后悔并致歉。那22个来自不同机构的被扣者，都是想要造福社会的人，他们根本不晓得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闹钟这时响了。这意味着我无从听见好总理往下要说些什么。

1987年5月21日，那是个深深印刻在我脑子里的日子。因为那天，电话在异常的时间响了。当时，我和龙秀金(Jane Leong)，我亲密的好友及女儿的教母，一起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度假。我们原订那天回家，下午的班机。前一晚我们刚去看了汤姆·克鲁斯的电影《七月四日诞生》(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脑海里仍满是他的影子和影片中残酷的战争，电话却一大早，在早上五点钟扰人清梦地响了。是一个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年轻成员打来的电话。电话筒传来他混乱的话语、忧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诉说着逮捕的事，让龙秀金先别回国。因为来电的时间，我们难免怀疑他是不是喝醉了，或误信了什么谣言。我们将信将疑地等着看白纸黑字印刷的新闻（那是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日子），来印证他说的那些。

我们当然被吓着了，忧心忡忡。一切都不清楚。怎么会深夜四处去抓人，究竟有多少人被捕？过了些时候，我们终于看见16个被扣者的人头照。照片显然意在制造惊悚，把所有人都拍得像江洋大盗。

秀金恨不得找到第一趟回家的班机（秀金就是这么个人），好马上回去看能做些什么。可是，当她意识到回去只会让自己被抓进牢里，于事无补，只好在理智面前屈服。她能怎么办，这可不是和个别几个对手的斗争，而是面对着整个国家机器。我们从所谓“阴谋”的图表看出来，被捕的人当中，独缺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她一旦回去，肯定逃不了被捕的命运。她，以及另一个大半要抓的领导人，陈月浩(Juliet Tan)，当时都不在新加坡（月浩当时在英国唸书）。

下来几天我们忙疯了，尝试从远方搜集能找到的任何相关信息，并设法联系关心此事的朋友。我们接到许多匿名电话，那是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年轻成员设法给我们传消息；他们固然害怕，但还是勇敢地尽力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海峡时报》仍是我们不得不依赖的消息来源，但不久后，纽西兰的一些朋友整理并公开了相关的替代性新闻。逮捕的范围大得出奇。从关心社会正义的宗教团体，到评议“报章与印刷品（修正）法案”(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mendment Bill) 的律师组织，到探讨客工权利（或欠缺权利）课题的剧场工作者。内部安全局在设法把“阴谋”集团一锅端的努力中，甚至凭空想象地将一名七十年代已流亡国外的学生，也可笑地牵扯了进来。

《海峡时报》连篇累牍都是叫人作呕的报道，一再重复相同的宣传调调……马克思主义者，推翻，暴力，天主教会，钟金全……我们知道这是给新加坡人洗脑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虚构的话听久了，人们就会信以为真，再也分不清真相与谎言。

我们在国外能做些什么？这些认识的朋友，秀金大略知道他们在不同团体中在做些什么——他们无非想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者做些好事。他们阅读、写作、思考，就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观发出疑问，尝试推广有所不同的价值观（不错，其中有些是教徒），指出法治中的非正义的弊端，或者利用创造性的手法把一些社会真实呈现出来。在自由世界里，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不想在小小的城市国家，它却被夸大至形同叛国。

我们下来忙着联系我们认识的那些关心此事，愿意给被横暴下狱者提供某种协助的人。传言出来，说在牢里有人面对刑求，有人被连续掴耳光；负责侦讯的官员当着被扣者面前大声唸出她私人的信件，藉此来羞辱、摧毁被扣者的意志。

我们当然也去找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会，当时的主教乔治·培尔(George Pell) 成了针对此事向新加坡政府致函抗议的200个国际机构与负责人中的一个（尽管他当时就有顽固、不易说服的名声在外）。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联系管道之一，“印度洋与太平洋”(Indian Pacific)，撰写了关于这次逮捕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国会之友群体(Parliamentary Amnesty International group)，以及若干其他团体，听闻新加坡政府及其内部安全局这种对付异己的行为，都表示了反对与抗议。

我们这一端倒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也或许只是我没有记住。我们只是持续并经常性地做着各种对外联系工作——一边偷空照顾那个让我们能保持活力与一丝生活乐趣的我的小干女——一边担心那些被捕的人下一刻会面对什么遭遇。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获释？他们能见到家人吗？16个在牢里受苦的人，我们难以全面留意每一个人的际遇和处境。我们听说，天主教会为被扣者举办了弥撒，为他们祈祷；我们还听说，钟金全的家人团结起来，表示对他的支持；纽西兰密集地追踪报道此事的发展；我们听说分布在欧洲的朋友如何行动；我们不断和澳大利亚的各个团体会面，说服他们对此表示抗议、抗议、再抗议。要不是全球都注视着新加坡，我们相信被扣者将面对进一步恶劣的处境。

从事所有这类政治活动，都会结交到新的朋友，认识若非如此不会认识的人。我们接触到站在正义一方的各个不同机构。当年秀金四处奔忙，到悉尼、到塔斯曼尼亞州(Tasmania)，去会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朋友，去参与要求释放22名被扣者的运动。当她后来终于回到新加坡时，她把一整年的时间都用在照顾家庭和获释的朋友。

这一段历史，这一些机构，我至今仍未轻忘。我关于政府承认错误、释放正义的梦，至今仍旧只是个梦。然而，既然连柏林围墙都有坍塌的一天，1987年离开当下毕竟也还不是那么久远，人一辈子会目睹什么发生，谁知道呢？

（按）：原载 2017-06-07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