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压制

英文版：〉〉〉Resisting Coercion

新加坡发生代号“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 的逮捕事件。我刚知道此事时的反应，如今印象犹新。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新加坡当局竟能干出这种事。对此既感到困惑，也充满愤怒。接着，是对被拘捕朋友的处境与安全，禁不住兴起的忧虑与担心。

我在前新加坡大学法学院当了六年讲师后，1985年10月移民，迁居到悉尼。在新加坡期间，我从事“刑事正义”课题的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其中一个具体内容是有需要的嫌犯无法获得刑事法律援助。我因此和张素兰有了联系。她及她身边的一小群执业律师，和我持一样的观点，认为新加坡刑事司法体制的上述欠缺应予纠正。我们一起去游说新加坡律师公会，一起在律师公会成立了刑事法律援助计划，并在这过程中和她熟络起来。该计划目前成了新加坡政府鼓励民间慈善互助文化在法律界的主流项目。当时，我们傍晚经常在张素兰、赖美龄与合伙人（张赖李律师事务所）坐落在芽笼红灯区，远离市中心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处里开会。当时的欢快气氛，我至今仍未淡忘。

素兰和我迅速成为好友。我喜欢她的安静、善解人意，喜欢她的爱笑。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她对社会弱势人群，如外国工人和外籍女佣的深切同情。她长时间免费为这些人提供法律咨询的无私精神，极大地感动、启迪了我。我和素兰在一起，从来没听她说过要鼓动这些人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展暴力。

当我听说素兰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押，就因为我对她的个性与为人知根知底，所以才备感愤怒与困惑。我当时想，当局肯定是弄错了。然而，好几个星期过去，政府依然持续在指责我这位亲爱的友人，是意图采取暴力手段、制造社会骚乱的马克思主义阴谋的一员。我觉得自己无法再旁观沉默，总要有所行动，哪怕做一点什么小事也好。

于是，我和悉尼大学法学院的同事雪莉·怀特(Shelley Wright) 一起，向新加坡内政部发起了请愿。请愿书征集到悉尼四所法学院的50多名法学学者签名。我们也向《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投书，向澳大利亚公众强烈表明我们认为新加坡政府当时这种背离法治的行径，是在滥用政治权力。此外，我们还催促国际法学委员会的澳大利亚分会，向新加坡政府发函抗议。

我愿意相信，我们的这些努力，和世界各地铺天盖地出现的抗议汇合在一起，对素兰及光谱行动其他未经公开审判的被扣者的最终获释，多少有些作用。

1990年，在素兰仍被关押时，我决定把交由法律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刑事法律的迫害》(Compulsion in the Criminal Law)，我的第一本书，献给她。

我的献辞是：

这本书出版不久，居然摆上了新加坡的图书馆，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法律书籍的书架上，而且没人想到要把上述献辞以黑墨涂盖掉。想起来，我至今仍有几分得意。多年后，我首次和出狱的素兰在一起喝咖啡，享用涂加椰酱(kaya) 的烤面包时，她告诉我被拘押期间她就听说此事了。她说在困难的环境里，我的献辞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我忍不住又激动起来。

（按）：原载 2017-05-29 《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