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
革命派同立宪派展开思想大论战（2）

（1）　〈　〈　〈

关于“种族革命”问题的论战

　　在论战中，双方辩论最激烈的第一个问题是：满洲人究竟是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关系到两派的根本主张。因为满清人如果也是中国人，则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便是无的放矢；反之，如果满清人不是中国人，则立宪派主张“开明专制”与“君主立宪”，便等于“延长我汉人的卖身契”（孙中山语）。

　　立宪派为了实现其“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便援引古籍，力图证明满汉原是一家人。例如康有为在《与南北美洲华商辨革命书》中，试图援引《史记·匈奴列传》，以证明满族祖先为夏禹之后裔，并指出“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外，他还主张，区分华夷之唯一标准为文化而非种族；易言之，凡是接受中华文化者，都可视为中国人。他说：“所谓中国夷狄之别，专以别文野而已。合乎中国之礼者，则进而谓之中国，不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谓之夷狄。”

　　康有为反对“驱逐鞑虏”，还有一项理由，那就是：种族的界限很难划分，而且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种族，如汉人也是混血的蒙古族。他写道：

　　至于梁启超，他虽不敢一口咬定汉满原是一家人，但他却认为：“以严格论之，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他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中，利用汪兆铭所提出的构成民族之六大要素，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他所提出的理由大体上如下：

　　一、血缘关系。他认为满清王朝的统治家族——爱新觉罗，可能与汉族没有血缘关系；但并不等于说整个满清都与汉族毫无血统关连，因为自春秋时代以来，满洲便同中国发生关系。

　　二、语言文字。他认为满洲人本来虽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如今已经废弃不用。凡是满洲人都操汉语，写汉文，而且在政治上，汉族语文处于绝对的优越地位。

　　三、生活区域。他认为在满洲本土上，汉人占十之八九，而满族也散居在中国内地各省，可见满汉两族已有共同的生活区域。

　　四、风俗习惯。他认为若干小节，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说来，在关内的满族已受汉族同化。

　　五、宗教信仰。他认为汉人之中，多数信奉佛教，少数信奉孔教，而满人也是如此，故两者在信仰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六、精神本质。他认为汉满之间，是否相同，有待人种学者的专门研究，我们不应加以武断；不过，从外形上来看，满族与汉族，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针对康有为之“满汉原属一家”的说法，章太炎（炳麟）撰文驳斥之。他所持的理由是：满族属于东胡，与匈奴不同，故即使匈奴为夏禹之后裔，满人也不是夏禹之后代。他说：

　　对于满汉是否已同化问题，章太炎的见解，也与康有为、梁启超完全相反。他虽然不否认自古以来，若干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化的史实；但是，他认这些少数民族是被汉族所同化，并受汉族统治。满族入关后，则不是如此，他们是征服者、统治者与压迫者，而汉族则处于被征服、被统治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汉族非实行“种族革命”以推翻满族之统治不可。他进一步写道：

　　继章太炎之后，批驳立宪派的“满汉原是一家”和“满汉同化论”者，不乏其人，但以汪兆铭之《民族的国民》比较具体。他首先揭发康有为的论调，乃根据《大义觉迷录》，而这正是“视异族若兄弟，戴仇誓为父母”的行为。接着便指出：“匈奴与我同所出，然民族要素，非但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与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岂能为此言！”

　　同时，汪精卫更进而就满族的历史，以证明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这样写道：

　　论及满汉同化问题，汪兆铭也另有一套见解，他认为民族同化的有四个“公例”：第一是“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化而成一民族”；第二是“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三是“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而使之同化”；第四是“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的同化”。他还认为清代以前，汉族与其四周之少数民族之同化，乃遵循第二公例；但自明朝灭亡以后，汉族已经失去第二例的位置，而今将降为第三例之位置。不过，他又认为满汉之间，尚未同化。他说：

　　革命派主张“种族革命”之理论根据，除了满族“非我族类”，以及“满汉之界，昭然分明”外，还有一项更加重要、更加具体的理由，那就是：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所以，如果要消除满汉之不平等，恢复汉族在中国原有的地位，就必须推翻满清政府。在这方面，也是以汪兆铭的论证较为具体。他认为满清入关以来“首严旗人汉人之别，而旗人之中，以满洲人为第一级，以蒙古人为第二级，以汉军为第三级，于是我民族乃在第四级”。因此，无论在那一方面，汉人与满人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在政权上，清初厘定官制，虽然规定满汉并用，但满人大权在握，“汉人不过供趋走、被奴役而已”。在军权上，满人完全独揽，不准汉人过问；在刑罚上，凡是酷刑苛律，都为汉人而设；而且同犯一罪，汉人被处充军边境，满人只是囚禁数十日而已。在经济上，满清政府及贵族，可以任意强占汉人的田地。（以上各段引文参见《民报》第一与二期，汪精卫《民族之国民》）

　　由于革命派所列举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事实俱在，立宪派无法加以否认。但是，他们却认为那是“百馀年前的事”，因为“自洪杨一役以后，（兵权）全移湘淮人之手（按指曾国藩与左宗棠），而至今则一切实权，皆在第二政府之天津（指袁世凯）”（见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他们还认为，在满清统治下之满汉不平等关系，必然可以藉君主立宪加以解决。因为在君主立宪政府中，“汉人既为立宪国国民，同栖息於国民平等的法律之下，则无论何种方面之势力，皆行正当之自由竞争；而政治上势力，亦其一端也。……既行正当之自由竞争，则其能力独优者，其势力亦独优”。（同前文）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知道：革命派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满清入关以前，乃属于“劣种异族”，绝对不是“黄帝”的子孙；第二、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后，“满汉之界，昭然分明”，故满清人不属于中国人；第三、满清政府始终采取歧视、压迫汉族的政策，故两族之地位并不平等：满人为统治者，汉人为被统治者；第四、种族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实现政治革命（民权主义）与社会革命（民生主义）的先决条件。因此，种族革命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

　　至於立宪派反对“种族革命”，非难民族主义，其所的论据则有四点：第一，满族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至少“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第二，大多数的满族已被汉族同化，即接受中华文化，所以应该把他们看成中国人；第三，自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军权与政权已开始逐渐转入汉人之手，故满清政府不再是异族政府；第四，满汉两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不平等，可以在立宪政治下，通过自由竞争，加以消除。

　　平心而论，两派在“种族革命”问题上的立论，各有千秋。笔者认为，革命派一口咬定满族为“劣种”，“非我族类”，其所持的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革命派中若干重要分子，如章太炎等，实际上是受大汉沙文主义与复仇主义思想所支配，而得出如此偏狭的论断。同样的，康有为引经据典，主张满族是夏禹的后裔，更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缺乏说服力。

　　显然，革命派对满清政府实行种族压迫的分析是正确的，也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但是，他们所谓直至清末“满汉之界，昭然分明”，却与事实不符。因为到了清末，满族之中，除了少数上层贵族外，大部分已与汉族同化；而且整个满族已经接受中华文化，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成功后，并无将满州人驱出关外的事情发生，所谓“驱逐鞑虏”仅是革命口号。

　　立宪派认为“满汉不平等”可以藉“自由竞争”来解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事实上则大有问题。因为“自由竞争”的大前提为“君主立宪”，而后者乃属于“假设”，并非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这种论证很难令人信服。

注：
(1) 孙中山先生多用“民族革命”。
(2) 按在清末民初，西方学者曾大倡“中国人种西来说”，而一般中国文人竟信以为真，直至发现“北京人”、“河套人”与“山顶洞人”后，此说始不攻自破。
(3) 指满族为劣种，乃为鼓动人心之革命需要。 梁启超引用陈天华遗书，指种族革命之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