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
革命派同立宪派展开思想大论战（1）

两派思想论战之由来

　　众所周知，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两大势力：一是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或称保皇党人），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将王权专制的满清政府改革为君主立宪政府。

　　这两个集团的政治目标与理想既然不同，其政治手段也迥然而异，所以除非其中一派改变其政治目标，否则两派便没有合作的可能。反之，双方为了宣扬各自的主张，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以加强本身的实力，自然便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为“真理”，而指责对方的主张为“谬论”。这便是革命派同立宪派发生思想论争的根本原因。

　　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思想上互相对立，无法调和，固然是引起论争的根本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是直接的原因。事实上，两派在组织上的冲突，才是思想论战的导火线。

　　横滨和檀香山（夏威夷）本来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根据地。孙中山、陈少白、杨衙云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后，经常逗留在日本横滨，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当时，兴中会横滨分会的会员，共有一百多人，多数是侨商，所以打算创办学校，收容当地的华侨子弟。但是，由于兴中会本身缺乏从事教育工作者，孙中山只好写信给康有为，请他派人到横滨协助开办“大同学校”（按当时两派尚未分裂，而且正在酝酿合作）。

　　康有为接纳了这项邀请，委派其党人徐勤赴日，主持校政。徐勤等人到达日本后，起初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来往甚密；但仅仅过了一年，徐勤等利用其校长地位，喧宾夺主，联络当地华侨，树立自己的势力。这样，两派之间开始发生磨擦。

　　等到1898年“戊戍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东京，孙中山、陈少白特地亲往慰问，并打算跟他们商谈以后的合作问题；然而，康有为却视革命党人为叛逆者，恐怕受到连累，而托词不肯会见他们。接着，保皇党人在横滨设立保皇分会，拉拢部分兴中会会员加入，而且出版《清议报》，大倡保皇之说，甚至在大同学校，张贴标语，不许孙中山到校访问，因此，两派的关系便开始恶化。（参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41—42页。）

　　不久，康有为离日赴美，梁启超因与孙中山来往较密，曾经一度表示同情革命，於是两派有了合作的计划。但是，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并将此事告诉康有为。康有为大怒，马上命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梁启超在临走之前，还约孙中山商讨国事，并表示愿意“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对此深信不疑，还为梁启超介绍他在檀香山的同志。可是，没想到梁启超竟然利用这种关系，在檀香山成立保皇会，散播“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言论，以骗取当地华侨的支持。结果，许多侨商（包括兴中会成员）上了大当，捐助保皇会十万元。（按戊戍政变后，光绪皇帝遭西太后软禁，康梁曾企图发动“反政变”以拯救清帝。这笔款项即是在“汉口起义”的名义下，进行筹募的）。等到孙中山知道此事，虽然写信指责梁启超失信背约，但无法使他回心转意。从此之后，两派联合之计划变成了泡影，彼此的关系完全破裂。（参考资料同上）

　　另一方面，康有为赴美洲后，为争取当地华侨支持其政治路线，便在1902年发表《与南北美洲华商辨革命书》。这封公开信一发表，马上引起革命派的强烈反应。最先加以批驳的是章太炎，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接着，孙中山亦严词谴责立宪派，因为这时他已认识到立宪党人是革命的绊脚石，非口诛笔伐、群起攻之不可。1904年，孙中山在答复黄宗仰的函件里说：“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大战，……不日可以就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可做事。”在该函中，孙中山更指责保皇党人“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指檀香山——引者），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自称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旅外华侨，真伪莫辨，多受其惑”。

　　因此，孙中山在《敬告同乡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中，强调必须划清革命与保皇之界线：

　　孙中山的这封公开信，不但划清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界线，也等于向立宪党人下“宣战书”，揭开了两派思想论争序幕。自此以后，两派便在国内和国外，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在上海，有《苏报》与《中外日报》之笔战；在香港有《中国日报》与《商报》之论争；在日本，有《民报》与《新民丛报》之论战；在新加坡，有《中兴日报》与《总汇报》之辩论；在仰光，有《光华日报》与《商务报》之交锋；在夏威夷，有《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的对抗；在温古华，则有《大汉日报》与《日新报》的斗争。不过，必须指出，各地论争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以《民报》（东京）与《新民丛报》（横滨）的论战最为重要，因为它们是两党中央的机关报。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於东京后，便创办《民报》作为革命喉舌。在《民报》创刊号上，汪兆铭发表《民族的国民》，不但再度驳斥康有为之“辨革命书”，而且还直接抨击梁启超的《中国魂》。这么一来，便导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激烈论争，而把整个思想论战推向紧锣密鼓的高潮阶段。

　　另一方面，从1905年起，满清王朝内的一些贵族与大臣主张“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清廷于是在年底派遣五名大臣到欧美、日本“考察”政治。毫无疑问，清廷的伪立宪论运动，使得改良派再次对于满清统治者产生幻想。

　　在论争过程中，革命派以汪兆铭为主将，他在《民报》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民族的国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希望满清立宪盖听诸》、《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杂驳新民丛报》、《驳革命可以召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汪兆铭即汪精卫，本来是个急进分子，但在中国抗日战争时，竟卖国求荣，沦为大汉奸。）至于立宪派，则以梁启超为先锋，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重要论文有：《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中国不亡论》、《暴动与外国干涉》、《杂答某报》、《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等。

　　革命派与立宪派争论的问题，范围甚广，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问题：即“种族革命”问题，“政治革命”问题和“社会革命”问题，也就是民族问题、民权问题与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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