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杂文时代

记得有人说过，上世纪初叶至中叶，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辟的杂文，因为他很幸运，生逢其时，处于杂文时代。其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假如鲁迅先生战后出世，今天还活着，不论他在新兴岛国还是在文明古国，他既写不成《阿Q正传》，也写不出许多精辟的杂文。对此，我绝不以为然。

姑且不说鲁迅能否以《二毛子歪传》（或《香蕉人外传》）取代《阿Q正传》，单就写杂文一事而论，我想只要鲁迅还是鲁迅，他就能写出更多精辟的杂文，因为我们还处于杂文时代！可作为杂文写作的题材，有增无减；可嬉笑、可怒骂的人与事，到处都是，有些远在天边，有些近在眼前。“嬉笑怒骂皆文章”的时代，显然还在延续着、延续着，也许永远属于“现在进行式”（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式”（past tense）。

嬉笑怒骂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是学问，因为它需要广博的知识，锐利的眼光，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艺术，因为它需要真实的情感，较高的技巧，具含一些感染力。

此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当然也是写杂文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惟有爱憎分明者，才能理直气壮，心中才能存有、释放“三敢”——敢怒、敢骂、敢笑。惟有疾恶如仇者，对于天下不平之事，若难以容忍，就会“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身边可笑之事，如忍俊不禁，也不应轻易放过，一定要让自己和读者笑个痛快！

当然，骂与笑不宜截然分开，最好是骂中含笑、笑中带骂，而且要骂得有理些，骂得斯文些，骂得含蓄幽默些。至于笑就更加复杂多样了：既可以是会心微笑，开怀大笑，也可以是话中有话，又酸又辣，更可以是“笑里藏刀”，或棉里插针，于褒以贬。

那么，嬉笑怒骂的对象为何？我想应该就事论事（不应因人论事），不要涉及人身攻击，否则就会失去杂文写作的社会意义。该怒、该笑、该骂的人与事，可大可小（最好抓大放小），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能多少体现“该”字。这点尤为重要，不可忽略。

无论如何，作为文学艺术的杂文，必须力求简洁精练，最好能像短小锋利的匕首！

（2013/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