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谈“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意谓学习好了就当官。此语出自《论语》，足见“仕”(当官)在传统思想中的重要位置。遥想先秦时代，圣人孔夫子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陈、蔡、楚、宋等七、八国 ，舟车劳顿，历时十来年，不就是求仕心切之写照？步其后尘者，更大有其人在：赫赫有名的除了亚圣孟轲，还有商鞅、苏秦、张仪、李斯等等。他们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同样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乃至高官厚禄！

两汉时期，朝廷在独尊儒术之余，还开辟了几条当官的绿色通道，如“举贤良文学”、“岁举孝廉”、“上书拜官”等，多少满足士大夫们的当官瘾。其中“上书拜官”属于毛遂自荐，任何人都可上书求仕，还带点先秦的游说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社会形成，“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应运而生。由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一选官制度制约了“寒门”(庶族)的仕途，陶渊明才返乡“采菊东篱下”。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并不意味着不愿为二千石米而折腰。我这“异端邪说”，似乎有损大诗人的美好形象，是一般文人雅士、文学史书所忌讳、回避的。当然，人亦以稀为贵，与连夜赶科场者相比，辞官归故里者毕竟属极少数，还是值得称道一番的！

为了打破世家豪族垄断政治，隋唐创立科举制度，大大地满足了一般文人的当官瘾。从今往后，历代文人几乎都成了朝廷命官，所谓文学家、历史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名堂，古时并不存在(都是今人按上的名堂)。在唐代，中国人的当官瘾更上一层楼，不想当官的著名文人，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诗僧孟浩然，出家隐居多年后，四十岁又重返科场应试。陈子昂、杜甫、韩愈、皇甫湜等人，都有“求仕”之作；文人学者之间，一概以官职相称，可见官本位思潮之魅力。

唐代之后的宋元明清，中国人同样热衷于科举考试，官瘾依然不减当年，这也不在话下。宋代积弱不振，文官数量过多是原因之一。我觉得《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发疯，固然是科举之过；但如果他脑子清醒，不犯当官瘾，科举岂能坑害他？满族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是充分利用了汉族的当官瘾，采取“以汉制汉”政策。

民国废除科举，五四提倡民主科学，都无法消减中国人的当官瘾。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当高官者既有黄金屋，又有颜如玉，谁人能自鸣清高？当官瘾一日不除，买官卖官承前又启后，尽管为人所诟病。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获得了解放，可惜男人没从官瘾中解放出来。尽管中共早把“官”改名为“干部”，并一再强调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试图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但收效似乎不大。十年文革仍然没有彻底“革”掉当官瘾，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非但无法“改”掉当官瘾，反而使之死灰复燃，变本加厉！

如果我直言不讳，说“当今好些中国男人(含台湾)的当官瘾较之烟酒瘾，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不构成“诽谤罪”吧？也不至于招惹神州网民们的公愤与围剿吧？当然，我期待的不是这些，也不是他们无声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