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论”是个伪命题

　　近几年来，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议论，在主流媒体、学术论坛风靡一时，“中美必有一战”之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么，这“修昔底德陷阱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修昔底德(Thucydides) 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记述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間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作者认为“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斯巴达是希腊半岛南部的一个城邦(City State)，崇尚武力，全民皆兵，军力强大，到公元前6世纪末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而雅典则是半岛中部的另一重要城邦，注重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文化的创新，不久也崛起成为新兴强国，对斯巴达的盟主地位构成威胁。于是两强之间的矛盾与敌对，在公元前431年演变成战争，时断时续，长达27年之久，以雅典战败告终，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

　　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 从这书中取得灵感，2015年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一文，2017年他又将该文演绎一番，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一书。从此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一词走红天下，人云亦云者与日俱增，影响力非同小可，正是因为它毕竟出自哈佛权威学者之手。

　　艾利森在哈佛大学領导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专题研究，试图以历史案例为依据来探讨当前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前景。他们回顾16世纪以来的战争历史，发现所研究的16个案例中，都是一个新兴强国崛起后，另一个现存主导强國的地位受到挑战，其中12个案例以战争终结，只有4个例外。倖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则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与让步。他由此得出结论：当一個新兴强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强国時，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就会导致武装冲突，几乎无一例外。

　　艾利森认为，历史家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荣誉。其中新兴强国的自信会激发不切实际的期望，要求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利益与尊重；守成强国对此难免产生恐惧心理，常常出现错误的认知、判断；双方寻求的荣誉则包括国家的自我意识和民族的自豪感。艾利森主张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以下简称“陷阱论”）是指：一个新兴强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强国，而后者也必然來回应这种挑战与威胁，使得战争变得不可避免(destined for war)！

　　艾利森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威学者，不是像汤恩比这类的历史学家，所以不擅于用历史主义(Historicism) 来探讨历史课题。经过反复思考，我发现艾利森的“陷阱论”忽视了许多关键性的事实，以致存在以下四大谬误或缺陷。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发生在冷兵器时代

　　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发生在2千5百多年前，双方使用的当然是冷兵器。所谓冷兵器，是指长矛、盾牌、弓箭、大刀、利剑等，所以战争的杀伤力毕竟有限。在一场战役中，受伤、俘虏、逃跑人数总是远远超过死亡人数，人们对于战争的恐惧心理并不强烈。易言之，尽管战争是解决国家矛盾或民族矛盾的最后手段，但人们往往把它当成最佳选项，乃至于唯一有效的选项。“视战争为儿戏”虽是夸大其词，但却曾经长期存在于冷兵器时期。在部落时代是如此，国家产生之后还是如此；在古代希腊是如此，在古代中国也是如此。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岂能将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战争历史，搬到核武器时代的今天来相提并论？艾利森这种“三段论”的思维逻辑，怎么适用于日趋复杂的人类社会（国际关系）？这该是“陷阱论”最大的谬误！

　　二、16世纪以来的战争起因极为错综复杂

　　艾利森“陷阱论”所依据的历史例案绝大多数取自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冲突与战争，包括葡萄牙与西班牙、法国与英国、德国与英国、苏俄与美国等等。历史明确告诉我们，这些战争的起因极为错综复杂，有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有远因、近因还有导火线。同时，更重要的是每一场战争的性质、起因，基本上并不相同，“陷阱论”哪能够随意套用呢？例如：“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起因，是神罗马帝国境内的路德教诸侯组成“福音同盟”，削弱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皇帝）的统治地位，由披着宗教外衣的内战，演变为丹麦、瑞典、法国、西班牙先后介入的国际战争，以及最后导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博弈。在法奥两国博弈之中，究竟何者是守成强国？何者是新兴强国？我们实在难以区分、断定。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战争，参战主角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其起因更加复杂多端，有法德矛盾（普法战争后遗症）、英德矛盾（海外殖民地争夺）、俄奥矛盾（在巴尔干半岛），并且由此产生的英俄法“三国协约”与德意奥“三国同盟”两大军事集团的仇视、对抗。尽管其中的德意属于新兴强国，但战争起因哪是“一个新兴强国挑战另一个现存强国”？况且其盟友奥匈帝国属于现存强国。

　　三、进入核武器时代后战争决不能成为选项

　　前文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唯一有效手段，双方通过谈判来避免战争的案例，非常罕见乃至根本不存在。即使进入热兵器时代，枪炮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人们依然将战争作为你死我活的主要选项，当然包括“陷阱论”所依据的12场战争在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20年，就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可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但是，1945年二战终结后，至今已有70多年了，全球性的国际大战并未发生，尽管期间出现美苏、中美长期对抗。其根本原因何在？显然是国际社会骤然改观，进入核武器时代后，全面战争决不能成为处理拥核国家争端的选项。如今，拥有核武国家除了美俄中法英五强，还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全世界已经步入“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 时代。任何新兴核强国与守成核强国如果发生全面战争，很容易会转变为核战争，必然导致交战双方乃至全人类的彻底毁灭。这点政治智慧与理性共识，我想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是具备的，艾利森“陷阱论”哪还能派上用场？其最终命运可能与“骨牌论”、“崩溃论”完全相似。

　　四、“陷阱论”同样不适用于当今中美关系

　　艾利森将“陷阱论”套用在其所研究的中美关系中，似乎有两个动机或目的：一个是警告中国或提醒双方，在中美关系发展道路上，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是中美关系既然是世人最关注的的焦点、热点，任何与之相关的标新立异的言论，都能带来哗众取宠的效果，其大作肯定成为全球畅销书！无论其动机如何，在我看来，“陷阱论”同样或更加不能用在中美关系，因为艾利森不谙中文，对于中国的社会现状、历史文化（即中国国情），都缺乏应有的深刻认知。他也无法正确解读中国历届领导层的外交战略思想：从“和平共处”、“永不称霸”到“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伟大复兴”，都是一脉相承、坚定不移的。至于中国主张中美应该友好合作，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艾利森恐怕也难以理解与接受。他认为中美武装冲突难以避免，因为两国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大不相同，而中国野心勃勃，不愿接受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他的主要立论依据，除了参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大量引用李光耀对中国的个人看法，显然含有“威胁论”与“朝贡论”的成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虽然中美长期博弈在所难免，中国领导人与专家学者却认为它将是“斗而不破”，完全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真实存在！

　　总而言之，“修昔底德陷阱论”属于不折不扣的伪命题(false proposition)，因为它不仅忽略了战争起因的时代性与复杂性，立论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而且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宿命论”(historical fatalism)。我们姑且听之，但不可信之，尤其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的今日！

（2019年6月25日）

（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