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如何看待边塞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解决阶级矛盾、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国家矛盾的最后手段，所以自古至今战争延续不断。对于战争的性质，古代中国人已有了比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已将它分为“正义之战”与“不义之战”两种类型。如墨子主张“非攻”，就是反对不义之战，而不是盲目地反对一切战争。

　　唐代文史家对于边塞战争的理念或看法，大体上是延续这一传统理念；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在唐代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了维护唐帝国的大一统，包括领土统一、皇权完整、边疆安宁，唐代文史家的战争理念显得比较复杂，其合理性与正义性有时难免引发争议。

　　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族在颉利可汗领导下，“控弦百余万”，兵力相当强大，自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4年）起，连年入侵，对唐帝国边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直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才派遣李靖等率领十余万大军出击，大败突厥军，俘虏颉利可汗，从而暂时消除了北方边防之大患。

　　此后，唐代出现了不少颂赞将士保家卫国的边塞诗，其中包括陈子昂的《感遇》第三十四，岑参的《轮台歌》，高适的《燕歌行》七古长篇，王维的《使至塞上》，崔颢的《赠王威古》，以及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卢纶的《塞下曲》。王诗《出塞》虽被后人誉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但我认为其《从军行七首》之四、五同样精彩，同样洋溢着诗人的爱国激情，洋溢着诗人的深切期盼：

• (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 (其五)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前一首以雪山、孤城为背景，形象地传达了战士们英勇作战，“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后一首则除了表现将士的豪情壮志，亦不乏捷报频传带给诗人的喜悦之情。大诗人李白所作《塞上曲》（五古）同样是追述、颂扬唐太宗征服突厥的武功。诗人这样写道：

•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

　　除了《塞上曲》，李白还写了五律《塞下曲六首》，也是歌颂唐初为了维护帝国大一统而进行的边塞战争。其中两首写道：

• (其一)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 (其三)
  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
  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
  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虽然事隔百余年，早已是过眼烟云，但诗人似乎将它当成昨日之事，心中仍澎湃着热血、激情。“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一句（按李白常随身佩带宝剑），不仅把自己化身为一名出征的勇士，而且和王昌龄的“不破楼兰终不还”，有着前呼后应之妙。唐军将士的英勇善战，在诗人笔下，绘就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尤其是“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两句，勾勒了唐骑兵的飒爽英姿，更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唐帝国声势江河日下，甚至逐渐趋向于分崩离析，所以西、北边区防务废弛，外族入侵不断。自肃宗（公元757-761年）以后，河西陇右逐渐被吐蕃侵占，国防前线距京城长安仅数百里，所以吐蕃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3年）一度侵占长安，构成对唐帝国的严重威胁。

　　作为晚唐爱国诗人的杜牧，在这种局面下，更加缅怀大唐盛世，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诗句“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昭陵乃唐太宗陵墓），深切地表达了对唐太宗的仰慕，因为他实现了“四海一家无一事”的梦想。他还创作了《河湟》、《皇风》、《雪中抒怀》、《长安杂题六首》，用以表达对唐帝国防务的密切关注。例如《长安杂题六首》之一写道：

• 觚棱金碧照山高，万国珪璋捧褚袍。
  舐笔和铅欺贾马，赞功论道鄙萧曹。
  东南楼日珠帘卷，西北天宛玉厄豪。
  四海一家无一事，将军携镜泣霜毛。

想起大唐太平盛世、一统天下，来访各国贡臣从不间断（“万国珪璋捧褚袍”），“四海一家无一事”，诗人尽管兴奋不已，但那毕竟属于陈年往事。因此，只好作《皇风》、《河湟》二诗以寄怀：期盼代宗早日出兵收复河湟（河西陇右），因为沦陷区人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何当提笔待巡狩，前驱白旆弔河湟”。

　　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吐蕃发生内乱，河湟沦陷区人民乘机起义归唐，杜牧得知此事，马上写道：

•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
  汉武惭夸朔方地，宣王休道太原师。
  威加塞外寒来早，恩入河源冻合迟。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

　　在此之前，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回鹘侵扰北方边区，一度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朝廷发兵屯駐太原等地，以防御回鹘南侵。杜牧《雪中抒怀》（五古）诗中有“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就是指此历史事件。诗中还提到“臣实有长策，被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再次说明了杜牧致力主张收复失地、巩固防务，而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再三表示愿为此出谋献策，甚至效犬马之劳亦义不容辞。他在《贺平党项表》里说“党项剪除、北边宁静，华夏同庆，道路欢呼”。

　　在政治大一统理念的主导、支配下，唐代诗人对维护帝国的领土统一、皇权完整，夙来是非常认真、积极的，也是非常清醒、理性的。一方面，他们主张以军事力量保卫唐帝国边疆的安宁，应毫不犹豫地打击入侵者，甚至为了边区的长期安宁，而必须有限度地开疆拓土，驻军屯田，移民塞边。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岑参、高适、王昌龄，还是李白、杜甫，对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都持反对甚至谴责的态度；对于战死沙场或终年戍边的将士，都给以深切的关怀、同情。从中他们的许多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足够的例证。例如岑参的《逢入京使》，高适的《燕歌行》，王昌龄的《塞下曲》，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都属于这类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