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人权思想与人权外交

　　人权学说原本是和王权神授论相对立的，而后者则是欧洲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Locke）提出“契约说”，否定王权神授论，为光荣革命提供理论根据。接着，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骚（Rousseau）又将“契约说”演绎为“社会契约说”（即“主权在民说”）。其中心思想为：国家的主权应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只是代表人民执行法律的机构；人民有权修改法律，也有权收回政府的权力。

　　在18世纪中叶，卢骚的人权思想无疑是非常激进的，它对于美国独立与立国大革命的影响尤为显著。由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便写道：天赋人权不可侵犯，政府之权力由人民同意而产生；推翻旧政府、成立新政府，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必要时也可使用武力。

　　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会议”又参照上述文件发表《人权宣言》，其内容较为具体：一、人生来就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二、法律是代表人民的公意，故人民应享有立法权；三、政府如逮捕或囚禁人民，必须依据合法的程序；四、人民应享有信仰、言论与出版自由；五、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前者是针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后者是针对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两者都是卢骚人权思想的充分体现，并且赋予它的新生命力，所以成为资产阶级用来对付特权阶级（教士与贵族）的思想武器。

　　不过，必须指出：以上两份宣言中所指的人权，并不包括妇女、黑奴与第四阶级（无产者）的基本权利在内，而且偏重于政治权利，纯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到了20世纪初年，人权的范畴虽已扩大，在法律上已是人人平等，但仍然局限于政治权利范围之内。这是西方人权思想的偏颇性与狭隘性。在今天，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对人权问题的看法，主要分歧就在于：前者认为个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不仅是人权的组成部分，而且比政治权利更为重要；后者则不认为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人权的范畴或核心，他们所宣扬的只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等基本政治权利。

　　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在西方的现代价值体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维护人权是西方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权外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提倡人权外交，把人权视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甚至灵魂，他一再宣称美国“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自此之后，美国历届总统包括里根、布斯以及现任总统克林顿，无一不把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也都向美国看齐，奉行人权外交政策，使人权问题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

　　在理论上，人权外交无可厚非，因为世界各国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人权问题，改善人权状况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我们似乎不应非议西方的人权外交政策。然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我们发现人权外交存在着偏颇、缺陷与谬误，甚至动机不良、名不副实。

　　首先，前面说过西方的人权思想“先天不足”，它一出娘胎便有个深深的阶级烙印，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效劳，而且带有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成分。如今我们和西方人对于“人权”问题无法取得“共识”，显然也和西方人权思想的狭隘性与偏颇性有关。西方的人权外交既以不成熟、不完善的人权思想为基石，则“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就成为它的主要弱点；它的有效性大受局限，在推行过程中到处碰壁，甚至被人嗤之以鼻，可说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地球虽是人类共同栖身之所，但全球各地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若差距甚大，于是形成了四种类型，即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国家。人权外交奉行者似乎完全忽视了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认为西方的人权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即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甚至落后国家。然而，大多数非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并不同意也不接受西方的人权观念与标准，对于人权外交更是坚决抵制、抗拒。这么一来，人权外交的现实性与可行性难免要打个七折八扣了。

　　第三，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化，也反映在各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易言之，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传统的价值观。如何看待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是尊重还是蔑视，是接纳还是排斥，就成为西方人权外交奉行者面对的最大难题与挑战之一。例如：在华族的传统价值观中，先有“国”后有“家”，有“家”才有“人”，国家自由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极端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和华族传统格格不入的，不易在中国社会中开拓市场。那些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分子，不论西方舆论誉之为“人权斗士”也好，“民主先锋”也好，他们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恐怕只是“民族败类”或“卖国求荣者”，所以始终不成气候，可见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不易改变。这又形成了西方人权外交的一大阻力。

　　第四，世界经济虽趋向一体化，但国家的数目却有增无减，国界看来将永远存在。因此，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将永远和民族、国家并存，而且成为民族、国家生存的必备条件。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一大特色，西方人不可能熟视无睹。但是某些西方国家的当权者，仍然本着白种人优越感，唯我独尊。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自己版本的民主、自由与人权思想，并且以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应该与之维持良好关系的准则。这样一来，西方人权外交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就难以避免，而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更成为人权主义的大克星。这也是人权外交的致命伤。

　　第五，有人曾指出，美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采用的是三重标准：对本国闭着双眼，视而不见；对友邦一眼闭一眼开，大题小作；对其他国家却睁大双眼，小题大做。此外，它一面提倡自由贸易，强调体育精神，一面却将国际贸易与国际体育政治化，并且和人权问题挂钩。它还利用自己的经济与政治优势，动辄以经济制裁等手段，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就范，接受一些附加条件。

　　凡此种种，令人不禁怀疑：西方人权外交所谓促进人权究竟是一种目的，还是一种手段？西方14国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中国境内人权状况”议案，其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国会的《常年人权报告》，为什么总是把矛头指向第三世界？看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是人权外交屡遭抵制与挫折的原因之一。

　　第六，西方人权组织若本着传教士的精神，试图在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人权主义的福音，我们没有异议。但是，若是沦为西方大国的政治工具，以颠覆他国政府为最终目的，我们绝不赞成。为虎作伥或助纣为虐，向来为人所不齿。至于西方大国若通过什么人权法案或报告书之类，捏造或歪曲事实，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胡说八道，更是一种干预他国内政的粗暴行径，也是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的表现。可见西方的人权外交，往往是以人权之名，行强权之实，甚至带着治外法权的色彩。

　　总之，人权外交是注定要失败的，除非它改弦易辙，把人类生存权与发展权列于人权的首位，正视世界上还有数亿（已增至十亿）人口在贫困、饥饿、甚至死亡边缘挣扎这一残酷事实，并且把用在设立什么“自由之声”、支援“人权斗士”、研制最新武器的庞大经费，转移到“扶贫济世”上来，使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机会。同时，它们还得即刻停止干预他国内政，让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与发展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人权外交政策的真谛。自由与平等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的中小国家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