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褒义成语看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华文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文，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优美、最精致的语文之一。无论字形、语音，或文法、词汇，华文均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单就词汇而论，华文成语数量之多，居世界之冠。据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成语大词典》，共收释成语近25,000余条，其中常用者约5,000条(最常用者约3,000条，次常用者约2,000条)。

　　从语意学或文化学角度，我们可依据成语所含的价值取向，将它们分成三大类型，即褒义成语、中性成语和贬义成语。根据学林出版社《五用成语词典》所收释2,703条的最常用成语，经过笔者的审阅与分析，大致得出以下结果：褒义成语321条、占11.88%；中性成语1,979条，占73.21%；贬义成语403条，占14.91%。由此观之，三类成语在类型的数量上呈现“中间大、两头小”常态分配的文化现象，完全符合一般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

　　所谓“褒义成语”，是指其语义含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并且属于正面的、肯定的伦理或哲理范畴。例如：“雄心壮志”与“野心勃勃”两句成语，在语义的“基点”上(即去除使用者的主观判断与价值取向)，可说属于同义词；但是，由于在华人的传统价值观中，素来十分重视人的行为动机，“雄心”与“野心”在英文中是同一概念，都是 ambition，而在华文里却成为含有明显不同价值取向的两个词语。再举个实例：“一身是胆”与“胆大包天”，同样用来形容胆子很大，但因前者含褒义成分，后者含贬义成分，用法截然不同。恐怕这是外国人学华文遇到的难题之一。

　　由于语文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积淀与结晶体，我们不难从中文成语中窥探华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即自古以来，华人对人生、人格的看法，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对名利诚信的态度，如此等等。其实，因为华文成语的内涵丰富，即使单凭褒义成语，我们也可窥见华人传统价值观念之一斑。

　　一、生活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手工业相合的自然经济。在农业社会里，农民的物质欲望不高，工作压力不大，只要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便能过着相对安闲的生活。他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乎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于自食其力，显然“心安理得”、“心满意足”。至于一些淡薄名利的知识分子，多过着“悠然自得”的简朴生活，对“赏心悦目”的湖光山色更是“心向神往”。交友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莫逆之交”与“忘年之交”常为人津津乐道。“高朋满座”正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写照。

　　二、人格观念　　注重人格陶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对于“内圣”的追求，成为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目标。自宋代以来，即以“高风亮节”比喻人的高尚品格与行为。“内圣”的最高境界，却是在出现天灾人祸时“奋不顾身”、“舍己为人”；在国家民族面临危难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见在群己关系上，华人轻小我，重大我，和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有明显区别，从而衍生了今日双方对人权观念的分歧。

　　三、仁义观念　　仁与义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所以长期以来备受推崇，孔孟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都属于“仁人志士”最高尚的社会行为。若退而求其次，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知识分子应“义不容辞”甚至“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之，面对强权与霸道，若采取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则往往被认为是弱者的行为，而受到社会的贬谪或歧视。壮志豪情与浩然正气其实也是仁义观念的升华与体现。

　　四、是非观念　　“是非”的相对性与主观性十分强烈，而且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往日之“是”既可变成今日之“非”，今日之“是”也可变成来日之“非”；反之亦然。因此，现代人的是非观念十分淡薄，有些甚至荡然无存。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非观念十分浓烈、显著，可说是中华文化的另一特征。成语中的许多褒贬附加语义，都是以是非作为价值取向，就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焕然一新”与“面目全非”同样表达某一空间的巨变，前者对于巨变予以肯定、褒扬，而后者则予以否定、贬谪。又如“志同道合”指两个或以上的人具有相同的崇高目标，并往往为此而奋斗(按“同志”一词即源于此)；但“臭气相投”却用在低级趣味方面，而“朋比为奸”指坏人在一起干坏事。再如：同样描述脸部表情，使用“笑容可掬”与“笑里藏刀”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

　　五、名利观念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代中国文人的生活目标。由于生命短暂(“人生七十古来稀”)，社会精英分子必须以立德、立功、立言，使自己“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并且由此产生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对于“利”(可总结为物质财富)，古代文人多持平淡态度，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肯定“疏财仗义”的同时，又否定了“为富不仁”、“利令智昏”、“利欲熏心”以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六、诚信观念　　今日中国大陆提倡诚信，显然并非创新之举，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诚信”早已是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对人应“诚心诚意”、“坦诚相见”，对知己更得“肝胆相照”、“推心置腹”，都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至于守信，更受华人的重视。“信”字由“人”与“言”构成，正说明了“信”在人言中的份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进一步加重了“信”字的含金量。必须指出：诚信固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但在工商业社会仍然十分重要；海外华人就是秉承“诚信”这个文化传统，在东南亚工商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七、教育观念　　自古以来，华人就很注重教育，孔子最先倡导“有教无类”，并身体力行，广收门生子弟，开创私学之先河。从成语中，我们知道：教育属于国家的千秋大业，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明栽培人才是一项长期的艰巨工作，而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教育方法上，却强调“以身作则”、“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主张“循序渐进”与“潜移默化”，反对“拔苗助长”与“一曝十寒”。海外华人凭着重视教育这一优良传统，在十分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取得可喜的成就。

　　八、人才观念　　人才是教育的产物，在教育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现象，于是比较英明的统治者，往往“求才若渴”、“爱才心切”，而且一旦获得“出类拔萃”的人才，就会“知人善用”，使到“人尽其才”。人们普遍认为，“人才济济”与“人才辈出”是社会进步、文化发达的标志，也是国家富强的基本动力与可靠保障。对于谋士，要求“足智多谋”；对于武将，则要求“智勇双全”。有勇无谋者固然不列入“人才”范畴，而有才无德者同样不可取，因为在传统的人才观念中，德与才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德才兼备”者才算是真正的人才。

　　九、领导观念　　领导是一门艺术，华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由于个人智慧有限，“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所以领导者必须“集思广益”，运用集体智慧，即所谓的“群策群力”来解决问题。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知人善用”、“从谏如流”，而“宰相肚里好撑船”则是对领导者最高的评语。此外，领导者还应眼光敏锐，“明察秋毫”，对大局与前景具有“雄才大略”、“真知灼见”；因若无远虑，必有近忧，故领导者除了“居安思危”，更得“先知先觉”、“深谋远谋”。在决策上则宜“当机立断”，优柔寡断者绝非优秀领导者；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则应“全力以赴”，“有始有终”。

　　十、工作观念　　工作是人最重要的社会行为，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作能力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在褒义成语中，我们不但看到华人的工作观念与工作方法。对待工作首先得热爱自己的工作，“忠于职守”、“敬业乐业”和“精益求精”都属可佳精神。工作过程中必须“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才能做到“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工作当然还得讲求方法，争取“事半功倍”；由于欲速则不达，“按部就班”与“循序渐进”，或者可成为工作计划的指导思想。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它含有丰富无比的文化内涵，是民族文化这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从华文成语中，我们不仅可感受传统中华文化的魅力，而且能窥见华人的双向思辨哲学与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

　　其次，由于伦理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甚至科技，以伦理道德为其首要的价值取向，所以作为文化载体的语文也不能例外。易言之，华文成语褒贬分明的独特现象，主要是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在语文中的体现。

　　再者，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所以华文成语不但数量巨大，而且文化底蕴极其丰富，对语文研究工作者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有待大力开采的宝藏；对语文教学工作者而言，则必须充分利用华文成语的文化底蕴，使其教学内容丰富多彩，也使学生汲取更多文化滋养。

　　最后，语文的文化底蕴与特殊功能(文化载体)，使语文与民族合成一体，甚至成为民族的灵魂。马来民族对本民族语文的热爱，见诸其成语 Bahasa Jiwa Bangsa（语文是民族的灵魂）。海外华人理应认真对待自身的语文，借以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民族特征。一旦失去自身的语文与文化，就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民族，受人轻视自然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