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的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

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兴衰，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非关键性的。关于这点，让我从两方面加以论述，并和大家交流，共同探讨。

先谈地理基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W. F. Hegel，1770-1831) 最早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历史哲学概念。我认为他所谓地理基础就是地理条件，应包含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部分：国土面积、位置、地形、纬度、土壤、山川、湖海、海洋、气候、矿产……等等属于前者，而国家人口、种族、语言、宗教、风俗、政体、交通……等等属于后者。

当今世界上有近二百个国家，社会规模大小不一，经济文化水平悬殊，在很大程度上和地理基础息息相关。这是因为每一国家的发展，不能脱离特定的空间（地理）与时间（契机）。只有海洋国家才能造船、航海，建立海上商路乃至海洋霸权，而内陆国家连望洋兴叹的机会也没门儿。例如：十六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欧民族国家，先后逐渐兴起，建立比本土大数倍、数十倍的殖民帝国，不就是托“海洋国家”之福，“近水楼台先得月”？（德、意两国因政治未统一而错失良机）反观蒙古大帝国，尽管在十三世纪曾经征服中国，并以“上帝之鞭”（骑兵）给欧洲带来“黄祸”，但对日本却无能为力，也是地理基础使然。

再谈历史机遇。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在“常”与“变”的交互中进行的。所谓“常”，是不显著的、逐渐的变化；而所谓“变”，则是很显著的、快速的变化。历史机遇指的就是“变”的出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兴衰，都和历史机遇息息相关。例如：地理大发现促成了西欧的商业革命，进而推动英国成为工业革命发源地，最终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建立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一般史书并不把它归功于某个国王或首相，因为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建立殖民帝国的不止英国，任何一个英国当权者都不难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反过来看，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土崩瓦解，逐渐沦为二等国家，也是历史机遇使然。如今，即便再出现100维多利亚女王加上100个丘吉尔首相，大英帝国也还魂乏术，因为战后世界格局完全改变，历史机遇已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再现！由此可见，在天时地利人和不变的情况下，历史机遇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性、决定性的因素了。至于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乃至亚洲的和平崛起，同样是和历史机遇分不开的。

再举个例子：世界商业中心的转移，也和历史机遇密切相关。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弗罗伦斯等是欧洲的商业中心，之后却逐渐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里斯本、鹿特丹、伦敦等，都是拜新航路开通所赐。

最后，谈到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也显然离不开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只要翻开地图一看，我国虽仅是个小红点，但它拥有广大腹地，而且腹地物产丰富、人口总多，作为小红点生存、发展的长期依靠。我国还得天独厚，没有地震、海啸、台风、风沙等可怕天灾；海港非但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更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是商船必经之地。因此，港口收入与转口贸易自然成为早期的经济命脉，新加坡在1960年代已是东南亚最大城市，人口逾170万，约75%是刻苦勤劳的华人。这就是新加坡的地理基础。

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洲出现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这些新兴国家中，经济建设是主旋律：有些靠石油等天然资源发家，有些靠发展农业、工商业致富。尤其是近50年来日本、中国、印度、印尼等大国的经济发展，更为我们这个弹丸小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此外，大家津津乐道的“亚洲四小龙”，都是“亚洲复兴”的产物，即指地理优势与历史机遇交互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奇迹”！（注：人口、种族属于地理优势）

总之，我们惟有站在历史的高台阶上，使用高清度望远镜，才能看清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将我们对国家兴衰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

（2015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