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今文史接轨问题刍议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融合，所以“与国际接轨”或“与世界接轨”，受到中国学者特别重视，不但出现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出现于文化领域（包括文学、历史领域），看来另一次新文化运动已在悄悄地进行中。

　　如果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差，那么，为了避免再度出现类似的偏差，我们就不宜盲目紧随中外经济接轨之后，过度强调中外文化接轨。我们迫切需要以史为鉴，采取“否定之再否定”的举措（即否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否定），即在进行与国际接轨、推行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古今接轨、推行中国文化民族化，因为文化毕竟不同于经济，精神文明毕竟不同于物质文明。在文化领域里，现代不能脱离传统，世界性更不能脱离民族性，要成为“世界的”，首先就必须是“中国的”。这是毫无疑义、无可争辩的“小道理”，只可惜还有些人不理解、不接受。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前提下，我们再探讨新文学与旧文学、新史学与旧史学如何进行对话和接轨问题，就显得比较有价值、有意义了。经过对唐代文史观的比较研究，我发现在文史领域里，现代人与古代人（在此主要指唐人，以下皆同）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历史代沟”(Historic Gap) 或“文化代沟”(Cultural Gap)。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学观不同于古代文学观，前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感性、形象性、审美性（包括愉悦性），而后者则除了要求感性、形象性、审美性，更偏重于文学作品的理性、抽象性、实用性。（属于“文学小道”的小说和戏曲大量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古代文学观的基本理念，所以近代才需要文学革命）。现代史学观也不同于古代史学观，如现代人撰写的中国通史多按照西方史学的理念与准则，以时间为纬线，作以“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为主的综合性的讲述，涵盖起因、经过、结果、评价、内容等。古代人编修的史册如二十四史则以“人”（历史人物传记）为主轴，穿插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形成一种独特的编撰体制。这样一来，由于古今文史观的差距，便产生了古今文史研究、编撰的接轨问题。

　　所谓古今文史接轨问题，其实就是现代与传统对话问题的组成部分，但我在此仅仅提出以下几点：其一，如果严格按照现代的文学理念或文学界说(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许多中国古代文论应属于文章（学）理论、文章（学）批评，但我们却往往将它们归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即在文学的框架内进行审视；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其实都是文章（学）批评史，名与实同样不很一致。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大致上也是如此〖ii〗。而现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则不然，都完全名符其实。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

　　其二，现代人编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都将小说列为胡适所说的“文学正宗”，但在古代人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包括明清小说）始终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小道”，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一古今文学观念之巨大落差？是应该继续我行我素（反正古人无话语权），还是应该对古代文学史作些结构性调整，以示对历史、对古人的尊重？

　　其三，古人非常重视的议论文与说明文，中国新文学史将之完全排除在文学作品之外，这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然而，在今人编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里，论说文则又扮演“补白”或“幽灵”角色，所以时而出现时而消逝，令人捉摸不定。例如同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述先秦文学时，有所谓“哲理散文”（如《老子》、《庄子》），但在唐代文学里，哲理散文（如刘禹锡《天问》、柳宗元《贞符并序》）则因“不属于文学作品”而消逝，似乎毫无准则可循。我们对此如何自圆其说而令人心服？

　　其四，古代人所创作的二十四史编撰体例，既然沿用了二千余年，是否还有借鉴之价值？（例如我们可从《旧唐书》或《新唐书》寻得李白、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但却不能从《中国现代史》里找到何其芳、艾青的个人小史，这是什么道理？）

　　其五，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处理，新旧史学迥然不同，也出现了极大反差。譬如过去为了革命战争的政治需要，曾将旧史中的“民变”（兵变亦在内）几乎一律称为农民革命，并且往往夸大了农民战争的作用〖iii〗。又如现代历史只重视“大人物”（主要是政治人物）之活动，往往大书特书；古代正史（列传）里反而出现许多“小人物”，从孝子、烈妇到隐士、侠客，都有机会成为正史人物。这是否意味着在基本历史观上今不如古？

　　其六，文史合一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也是古代史学的传统，如今为了学术上的分工细化，现代文学与现代史学早已分家立户，乃属自然而然之事；但是，为了珍惜这一文化传统，是否应在古今文史之间多架几道桥梁，使文史合一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因为这样不但有利于古今文史的接轨，也有助于现代文学和现代史学的发展。

　　至于应如何促成古今文史家的交往对话？如何落实现代文史和古代文史接轨？我个人认为问题涉及两个层面。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首先我们应全面了解古代基本文学观与历史观的真正意涵，以及它们同现代基本文学观、历史观之间在本质、范畴、功能上的差异性。然后，摈弃“时髦的”现代视角（如唯美主义、文本主义），而以历史主义取而代之，并且转换我们个人的社会角色〖iv〗。换言之，如果要研究唐代文学或唐代历史，就得让时光倒流千余年，研究者不仅应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唐代的农业社会去，同时还应该暂时忘掉自己原来的社会身份，而把自己当成韩愈、柳宗元、魏征、房玄龄或其他唐代文人。（请记住：他们都是吃皇粮的朝廷命官，不是专业的文学家、历史家）这样——恐怕也只有这样，我们对唐代文史家的文史观念、文史作品乃至文化行为，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接受或同情（而不再随意加以褒贬），才能落实真正平等的古今交往、对话，也才有可能完成旧文学与新文学、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的全面接轨〖v〗。

　　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我的不太成熟的初步构想大致如下：首先，或许应按照古今文学观的不同，将中国文学分为“大文学”和“小文学”两大类型：前者是古代文学，是泛文学；后者是现代文学，是纯文学。所有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新著作，亦宜作出相应调整与紧密配合。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批评不但应建立“中国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建立理论体系过程中，似乎还应严格遵循“古代的”基本文学观，尽量避免参入西方的或现代的文学理念。我认为这一建议的可行性是存在的，因为它并非将“小文学”排除在外，而是将古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分为二”：不但在“大文学”内部还有“小文学”，而且在“大文学”理论体系之外，同样可以建立“小文学”理论体系，并且以此和现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接轨。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则可依循现行的途径继续发展，所以古代文学内部建构的调整，对现代文学的发展理应不受干扰。

　　中国古代文学史或许也可分为“大文学史”（或泛文学史）和“小文学史”（或纯文学史）两大类型〖vi〗。前者之文学范畴广泛，完全根据古代基本文学观来编撰；后者之文学范畴狭小，则依据现代基本文学观来编撰。更具体点说，大文学史的内容不仅应涵盖古代文学所重视的论说文（如属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奏议与书论），而且应将之置于文学正宗的主要位置，即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或历史原貌。但小文学史则按照现代文学观来编撰，将论说文完全排除在文学范畴之外，小说的正宗地位依然不变，使之与中国新文学史完全接轨。其实早在1933年，刘经庵就曾编著《中国纯文学史纲》一书，内容仅涉及诗歌、词、戏曲、小说四类，散文完全被割爱。完全割爱散文虽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都属于纯文学作品，但不失为一项比较有创意、有见地的学术尝试，只可惜当时及后来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按：此著作已由北京的东方出版社选入“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于1996年重新出版。）

　　“人”与“事”既是构成历史的两大要素，但古修正史以人为主轴，而今撰通史则以事为主线，两者各有其长处或优势。我想如果要取得双优势，就必须冶两者于一炉，即改革西方化的通史编撰体制，创立中国式的通史架构。也就是说，应该创造一种古今合璧的通史体例，其内容既有历史事件，又有人物传记，而且两者并重共存。其实，我的这一想法或许已经过时，因为它已经悄然变成了现实〖vii〗。经过白寿彝、瞿林东、史念海等数十名优秀历史家的共同努力，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通史》终于五年前陆续付梓。全书共十二卷，分二十二巨册，凡一千二百余万字。除了前两卷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我认为这部巨著的最主要特点与贡献，在于打破现代的（即西方的）编撰体例，引入中国古代正史中的典志和传记（帝纪、列传），并且将它们拓展到近代（1840－1949）部分，使到新旧史学在编撰体例结构上合而为一。今后如果要编撰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史》或《中国现代通史》，完全可以甚至应该采用这种古今合一的体例结构。因为只有这种体例，“人”在通史书中才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才不会抽象化或符号化，以致沦为“事”的附属品。

　　关于“文史合一”问题，除非我们不认为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否则就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发扬这个文化传统。具体做法包括在大学开设涉及文学与历史两个领域的跨学科课程，如《历史文学》、《历史诗歌》、《历史散文》、《历史小说》乃至《史传文学史》，等等。这类课程最好由中文系和历史系共同开设，并由两系教师共同授课。我认为跨学科课程的开设，不但不妨碍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的独立性，以及两者在学术上的细化分工，反而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不断拓展。

　　总而言之，汉字既然可以“一字两体”，繁简并存，而且显得“浓妆淡抹总相宜”；中医学也与西医学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落实了中国医疗保健体制中的“两条腿走路”〖viii〗。那么，在文学、历史领域里，遵照古今不同的文史观，分别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今文史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编撰体例），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逐步推行旧文学与新文学、旧史学与新史学之全面接轨，不但符合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应该是切实可行甚至指日可待的吧？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同样必须采取历史主义，才能理解倡导者之偏激言行乃客观环境使然。在当时，保守势力根深蒂固，若无发聋振聩之呼唤（如“打倒孔家店”）和全盘否定旧文化，就无法推动新文化运动。

〖ii〗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们分不清“文学理论”与“文章理论”，而是说他们的著作里，往往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标题或名目（即现代的文学理念）下，讲述古代文人的文章理论、文章批评。
〖iii〗	例如清末之“捻乱”仅是农民之求存斗争，罗尔纲等却称之为农民革命，与太平革命相提并论。
〖iv〗	在哲学认识论上，历史主义是一种对事物判断的相对主义，所以它重视事物发展的相对性，反对以现代视角审视古代事物。
〖v〗	主要是指文史观与文史内部结构两个层面。
〖vi〗	在此，“大”与“小”均属中性词，且更可凸显两者范畴之不同。当然，名称不如内涵重要，“大文学”也可称为“文章学”，“小文学”也可简称为“文学”。可以设想，《中国大文学史》的内容将是十分丰富、精彩的，它可使中国古代文学呈现全新的面貌。
〖vii〗	此一看法或许还未过时，因在2003年中国史学会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专题讨论会论文集）对古今史学接轨问题，只字不提。
〖viii〗	作为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的中医学既然可以同西医学并行不悖，那么作为人文科学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史学，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或不须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