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之笔不留情

董狐是春秋时代的晋国史官（太史）。据《左传》记载，晋灵公与大臣赵盾不和、冲突，结果被赵穿杀死。于是董狐在史册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因为他认为身为正卿（在诸侯国，相当于宰相）的赵盾，事先既没有保护晋灵公，事后又没有处置其族人赵穿，理应视为弑君者。董狐如此记载史实，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还需要不畏强权的勇气与决心。孔子称赞董狐为“良史”，就是基于秉笔直书这一点。司马迁《史记》所谓“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也是这个意思。

董狐扬名天下，唐代史家刘知几给他的直笔以极高评价，甚至超过班固与司马迁。而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所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更将“董狐笔”列为体现浩然正气的典范之一！

有了董狐之笔，史书应写什么不应写什么，该这么写或该那么写，都是史家的专业职责，而不是当权者或其御用文人所能支配、决定的。

有了董狐之笔，历史就成了一面镜子，一面神奇的明镜，任何人在它面前，都无法改其貌、变其形。他是流芳人还是遗臭鬼，是孙悟空还是猪八戒，是牛魔王还是白骨精，都将显露镜中，原形毕露！正因为如此，孟子有言在先：“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实，在历史镜子面前，惧者何止乱臣贼子，连古代帝王也存畏惧之感呢！〖注〗对于当代的政客，董狐之笔同样不留情，任何的侥幸过关，历史上从来都不存在；任何的粉饰、歪曲、辩解，都将是枉费心机。

“董狐笔”继承并发扬了史家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可贵精神，使之逐渐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时至今日，“董狐”仍然是正直史家的光辉代称，而“董笔”则成为优良史书的显著符号，其文化价值历久弥新，理应发扬光大。

当然，要成为当代董狐也并非易事。除了需要刚正不阿的人格，决不取悦于权贵，还需要相当丰富的史学修养，十分锐利的历史眼光，才能透过迷蒙的历史表象或假象，看到其背后的真相与实质，才能做出客观、公正、正确、深刻的历史判断，也才能让董狐之笔充分发挥其历史功能！

（2012年1月4日）

〖注〗 据吴兢《贞观政要》，贞观十五年，谏官褚遂良兼任史官，作“起居注”（即皇帝个人言行记录）。唐太宗想看其内容，但遭对方婉拒，并且说“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可见作为明君的唐太宗，对史官也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