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常态

自秦统一中国后，尽管出现多次的四分五裂，但两千余年来，“分久必合”始终是中国历史的显著常态与特征，也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延绵不断。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原因相当复杂，其中除了汉字具备“言异语、书同文”的特异功能之外，还包括民族国家与中央集权体制的创立，科举制度与驿站系统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一统历史观。大一统历史观是由两个层面构建而成，一是观念层面，另一是制度层面。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只存在观念层面的大一统；而秦汉帝国的建立与发展，促使观念层面的大一统转化、提升为制度层面的大一统。于是出现了两个层面的重叠现象，即观念层面大一统与制度层面大一统并存的政治文化结构，其牢固性与稳定性得以维持、延续。

在先秦诸子中，儒、法、墨三家思想各异，但它们几乎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战祸连年，惟有实现全中国的政治统一。孟子总是站在“王天下”的高度来议论政治问题，如他论王道、仁政时曾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又如梁襄王曾问孟子，要如何天下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要政治统一才能安定（“定于一”）（见《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汉代，另一大儒者董仲舒对于大一统的论述，非常深刻到位，属于金科玉律：“《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人三策》）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史书《春秋》所弘扬的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适用于古代与当代。

大一统历史观体现于各个不同的文化领域，首先是历史领域。从汉代开始，随着正史的创立，后代人编写前代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在二十四史里，历代王朝的创建者，固然取得好评美誉，而对帝国大一统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者，也同样备受颂扬，乃至大书特书。例如魏征等在《隋书·文帝纪》对隋文帝杨坚“平一四海”、“外抚戎夷”，深表赞赏，加以颂扬。相似的评价同样见诸《旧唐书》、《新唐书》。两书皆以大量篇幅，记述秦王李世民（唐太宗）在唐帝国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以武力消灭隋末涌现的地方割据势力（包括薛仁杲、王世充、竇建德等），以及后来征服了突厥等边塞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而被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对于有为的古代帝王将相而言，实现或维持帝国政治大一统的本身，就是他们责无旁贷的政治使命，并且受到历史的肯定、赞扬；反过来说，对于昏庸无能、苟且偷安的古代帝王将相，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嘲笑、非议乃至谴责。即使是非汉族所建立的元王朝与清王朝，其正统地位的取得，也是来自实现国家大一统，可见其（大一统）对中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总之，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分裂则是变态)，绝非偶然；而中华文明延续不断数千年，是“分久必合”的自然结果。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