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历史观的形成
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大背景(即地理背景、历史背景、经济背景)所释放的文化意蕴，必然集中反映在古代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中。换句话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一统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三大背景的基础之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而又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至于其影响力度如何产生，则必须经过一番剖析，我们才能获得比较透彻的认知。

　　大一统历史观是由两个层面构建而成，一是观念层面，另一是制度层面。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只存在观念层面的大一统；而秦汉帝国的建立与发展，促使观念层面的大一统转化、提升为制度层面的大一统，于是出现了两个层面的重叠现象，即观念层面大一统与制度层面大一统并存的文化构建。

　　在先秦诸子中，儒、法、墨三家思想各异，但它们几乎一致认为，为了避免战祸连年，惟有实现全中国的政治统一。孟子总是站在“王天下”的高度来议论政治问题，如他论王道、仁政时曾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又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按“王”即“王天下”，“王”字作动词用，即作“为天下之王”、“统一天下”解）。又如梁襄王曾问孟子，要如何天下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要政治统一才能安定”（“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至于如何实现政治统一，孟子认为惟有实行王道与仁政，以争取各国人民的支持。

　　前期法家商鞅和管仲则认为“法者，天下之道也”，更加重视政治大一统（即所谓“王天下”）。商鞅认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至于墨子主张“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同样是从“王天下”的角度出发，认为选贤与能则可“天下平”、“九州成”：“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产生于先秦的大一统理念，随着大一统秦汉帝国的建立，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吕不韦《吕氏春秋》不但高度颂扬由“五德终始”与天人合一所带来的政治大一统，而且将政治的治乱、社会的安危，直接和政治大一统相提并论，确认两者构成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李斯则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因此，他主张禁止私学，焚烧诗书百家语，借以巩固政治大一统（按时最受非议者乃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李斯的政治动机和主观愿望，似乎无可厚非，但其所主张的偏激手段却在客观上破坏了秦帝国的大一统，只为后继的汉帝国提供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