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科学、宗教、
历史、哲学、艺术的搭桥者

李约瑟 　〈　〈　〈

鲁桂珍与李约瑟

　　1982年，李约瑟得了老年痴呆症。1989年9月15日，89岁的李约瑟跟他一起工作五十年的合作者85岁的鲁桂珍(Lu Gwei Djen，1904年－1991年) 在凯思学院的小礼拜堂结婚。由学院院长也是他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当时李约瑟坐在轮椅上，把一枚镶嵌翡翠的白金钻戒戴在穿红底绣花缎面旗袍的鲁桂珍的手上。仪式结束后举行三文治午餐会，李约瑟幽默地说：“两个八十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娶中国人为妻，最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挚爱！”（见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21]。）

　　鲁桂珍是湖北蕲春人，她的父亲鲁茂庭是南京一名药商，懂得中西药，她是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她的父亲经商致富，南京有一条街房子都是她家的。中学时在明德学校求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手举国旗，大喊口号。毕业进入新教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

　　毕业后，她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攻读理学临床实验，不久就跑到上海当圣约翰大学的讲师，讲授生理学和生物化学。

　　以后她又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从事生化营养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名医汉子明(Benjamin Piatt) 合作研究维生素 B 和脚气病。

　　这时她的在空军任军官的未婚夫，由于参加抗战而牺牲，使她产生断绝结婚到海外留学的念头。

　　李约瑟在1990年领福冈文化奖时说：“……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以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三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但她们情如姐妹，她以最短的时间获得博士学位（三年期间）。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回忆她最初见李约瑟的情景：“我在离开中国去英国的途中，凭着我所知道的他的一些著作，心里在想我将遇到一位白胡须的老先生。

　　“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喘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实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普通白色工作服，他已是一位以研究生物化学、胚胎学和实验形态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而闻名的剑桥科学家！”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鲁桂珍和李大斐一起搞研究，当时李约瑟在写《化学胚胎学》的巨著。鲁桂珍在书中写道：“当时多萝西和我常在下午走出生化实验室，到李约瑟的房间一同吃茶点。他欢迎休息一会儿，总是从写字台旁一跃而起，拨一拨炉子里的煤块或木柴，给我们煮茶，一边哼着或唱着民歌。然后他总把他那天在打字机上打好的一堆稿子给我们看。”

　　鲁桂珍父亲曾写信给她说：“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研究，还可能发掘出更有意义的事实。至少应当说，中国的全部科学技术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鲁桂珍曾把这封信念给李约瑟听。这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全部科学史，应该是任何一部世界成就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由此，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李约瑟回忆道：“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李约瑟文集》) 1954年初《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导论》问世。在书的扉页上，李约瑟郑重题字：“谨以本卷敬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鲁桂珍的慈父）又两年后，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出版。

　　鲁桂珍称李约瑟为“大哥”，但有一天她却对“大哥”发脾气了。

　　李约瑟在剑桥大学是第一个发起科学史讲座，有一天李约瑟突然问鲁桂珍：“为什么中国在近代科学发明上明显落后西方，无所成就？”鲁桂珍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及倔强的女性。

　　李约瑟的问题伤害了她，身材娇小，聪慧活泼，个性鲜明的她发脾气地说：“正是中国的科技成就一度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发展了科学技术的观点是荒唐之极！”何丙郁说：“鲁桂珍对中国科技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一个李约瑟。”这句话是很有道理。李约瑟自己也说：“越和这些年轻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把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现代科学，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

　　李约瑟说鲁桂珍“对这个著作计划起了激素和诱导物质的作用，应予表彰。”

　　鲁桂珍在协助李约瑟作中国医药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她在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发现从人体自身排泄的尿液用来制药，惊奇地发现某种制药过程中使用人尿的数量达到600加仑之多。李约瑟惊奇地说：“我的天！这简直是一家现代的制药厂！”他们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早从北宋初期（11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从尿中提炼激素为医病的药。而且在提炼人尿中的类固醇激素时，竟然采用了1915年德国化学家阿道夫·温道斯(Adolf Windaus) 发明的皂素沉淀的方法，并且最后还用了昇华的方法。

　　除了类固醇激素外，当时还用其他方法从人尿中提炼了别种药物。

　　鲁桂珍在剑桥很早就为了李约瑟的研究事业作房地产、股票交易及金融投资。两人亲密合作，以前一些人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误以为鲁桂珍是李约瑟的夫人（虽然后来是正式成为夫人，但这是50年之后的事了！）

　　1957年，鲁桂珍作为《中国科学与文明》写作组正式成员重返剑桥，她的住所距李约瑟家仅几步之遥。她成为李约瑟撰写不可缺少的亲密助手与合作者。鲁桂珍曾说：“约瑟在两个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我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拱。”

　　马伯英在《我记忆中的李约瑟博士》[29] 谈到：“鲁桂珍不想入英国籍。但是护照签证很麻烦，李约瑟建议她拿一本英国护照算了。她递了申请很久以后，移民局官员才来找她谈话。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共产党员吗？’

　　桂珍笑笑说：‘你以为入共产党跟入保守党那样容易吗？我想入人家还不会同意呢！’

　　‘你还回中国吗？’

　　‘当然！’

　　‘读共产党书吗？’

　　‘当然！剑桥大学的院士，能不读吗？’

　　‘你不怕共产党？’

　　‘不怕。我说老实话，怕什么？’过不久，入籍批准书下来了。”

　　1979年，《中国科学与文明》已出版十一卷册，为了让这项工程延续下去，让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其中，75岁高龄的鲁桂珍策划，到1983年正式成立了李约瑟研究所，李约瑟任所长，鲁桂珍为副所长。新建的研究所也是按照鲁桂珍当年母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学楼为蓝本而创建，小桥流水，回廊亭台。

　　李约瑟和鲁桂珍八次访问中国，十次访问日本。1984年李约瑟和鲁桂珍到台湾访问，《中央日报》10月1日以这样的标题：“荣誉归李约瑟，功劳在鲁桂珍”来介绍他们。李约瑟同鲁桂珍访问学术机构，发表三场演讲；10月1日，获蒋经国总统接见，并赠大绶景星勳章。

　　潘吉星在回忆1986年与李约瑟相处看到他的治学精神：“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86年他与鲁桂珍的那次访华期间。鲁桂珍要我陪他们去外地访问并照料约瑟起居，我们朝夕相处，格外亲切。这次旅行中，他以86岁高龄不顾旅途劳累，为核实一条史料，亲自登上四川大足海拔560米的北山右窟，当他在149号窟看到1128年宋代石刻物是现存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时，激动得几乎跳起来。我们迅即作了素描、拍照、录下铭文。他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说，这个重要发现已来不及写入〔大书〕火药卷（1986年）了，我们只能以论文形式先行报道。”[21] 鲁桂珍由于年轻时是个瘾君子，多年来她一直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疾病。1968年得肺癌，动过手术，往四川的大山，由于切除一叶肺，为了看最早的火炮实物资料，她不得不请人用担架抬上石窟。

　　李约瑟和鲁桂珍结婚两年之后，1991年深秋的一天，鲁桂珍在剑桥大学一家昏暗的餐馆滑倒，摔断了胯骨。几天后，她躺在艾登布鲁克斯医院里，无法动弹，呼吸越来越困难，咳嗽更加厉害，早已严重受损、且仅剩的肺叶明显被感染，注射的抗生素已不起作用。11月初，医生决定送她回家。11月28日，她在家中平静地去世了，真正的死亡原因是支气管炎，享年87岁。鲁桂珍的骨灰一部分留在李约瑟研究所前院菩提树下；一部分运回中国，安葬在南京迈皋桥基督教墓地，与父母坟茔一起。

　　鲁桂珍著作有底下：

1.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etetics 1951年初版，与李约瑟合著，为第一作者。
2.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四卷第三分册〈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与李约瑟合写，1971年出版； 第五卷第二分册〈炼丹术的起源〉，与李约瑟合写，1974年出版； 第五卷第三分册〈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与李约瑟、何丙郁合写，1976年出版； 第五卷第四分册〈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 药化学学派的影响〉，与李约瑟、何丙郁、Nathan Sivin 合写，1980年出版； 第五卷第五分册〈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与李约瑟合写，1984年出版； 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与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 Gawlikowski) 与叶山(Robin Yates) 合写，1994年出版； 第五卷第七分册〈火药与火器史〉，与李约瑟、何丙郁和王铃合写，1984年出版； 第六卷〈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与李约瑟合写， 年出版 第六卷针灸分册，与李约瑟合写，1979年出版；
3.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0年初版，与李约瑟、王铃、何丙郁合著。
4.	Celestial Lancets; A History &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 Moxa (《针灸历史与理论》)。
5.	Trans-Pacific Echoes and Resonances: Listening Once Again，1985年初版，与李约瑟合著。
6.	The Hall of Heavenly Records:Kore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Clocks，1380–1780， 1986年初版，与李约瑟、John H. Combridge 和 John S. Major 合著。

李约瑟研究所成立

　　现在的李约瑟研究所座落在剑桥大学罗宾孙学院(Robinson College) 后院，8 Sylvester Road。它的前身叫“东亚科技史图书馆”，在剑桥城东的 16 Brooklands Avenue，一座灰黄色老旧的三层楼房。李约瑟、李大斐和鲁桂珍将全部财产、积蓄都捐了出来，包括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座房子和他们的所有个人藏书，1968年成立了一个“东亚科技史图书馆信托会”。不但是他们的时间精力，而且是全部财力，统统贡献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他们是把自己全部身家都贴进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去了，但还远远不够。开始时，李约瑟用他的院长办公室作为研究基地，1976年他从冈维尔凯斯学院卸任，就失去了兼用之便。幸而剑桥大学出版社很支持他的研究，出资让信托会在出版社隔邻租了一座木结构预制件板房，让李约瑟的图书安置进去，有个落脚之地。1978年，出版社特意购置了16号这栋楼房，再转租给了信托会。

　　1978年，罗宾孙学院拨出后院一角约半英亩的土地转让给信托会，这时就开始考虑在那里建一个研究所；资金需要100万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可口可乐公司、日本学术振兴会、新加坡李氏基金会提供了25万镑，零星募集了15万镑，特别是新加坡陈振传爵士1984年捐了35万镑，三分之二的钱有了着落，终于在1986年11月建起了总设计的三分之二。1990年，又补建了另外三分之一，全部完工。

　　中国政府在自己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下，答应捐款10万英镑给李约瑟研究所。

　　大门右侧是李约瑟半身铜像；左侧照壁上铸刻着李约瑟研究所大名和那颗“为中国科技史用”红色大印。同时镂着“本研究所及图书馆建筑等由中国驻英大使陈肇源先生奠基、新加坡丹斯里陈振传先生等慷慨捐助而建成”字样，以示不忘有心人的贡献。

　　入门左侧是李约瑟大办公室、鲁桂珍办公室，尽头为 "EngineRoom"，是期刊和工具书房间。入门右侧是秘书、图书管理员、研究人员房间和会议室。尽头则是留作陈设珍贵藏品和礼品的。

　　现任所长(C.Cullen) 是研究中国的古代数学和天文历法，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古克礼，他解 释是“克已复礼”的意思。他说：“我们研究所有几个目的，当然第一个目的就是把李约瑟的大作继续下去，还有，在这里还有几位研究者，每个研究者有他的目的，有的是学习中国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的是学习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史，比如我本人在研究中国的古代数学和天文历法。除了研究历史，研究现代科学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推进中国和外国的互相了解。不但是外国应该了解中国，而且是中国应该了解外国。所以没有互相了解就没有合作，没有友谊。”

　　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讲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推崇道家

　　李约瑟自称是“十宿道人”，他在《中国科学文明史》第二卷这么说：“道家是哲学和宗教的混合，也是‘原始’科学与巫术的混合，这确是极为独特而有趣。对于了解中国一切科学和技术，尤其重要。‘世界上的神秘主义学说，无不顽固地反对科学，唯独道家思想例外，可谓前所未见。’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评语。”

　　“道家思想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奉行的是自然之道而非世俗社会之道。因此，他们不到封建诸侯的朝廷上做官，而是退隐到旷野山林之间，在那里冥想自然之理，观察它无尽无穷的现象。儒家心目中认为他们放纵……”

　　1943年李约瑟在河南大学初识5485卷的《道藏》浩繁经典，使他更深入地沉醉于道家学说。李约瑟比较儒家与道家：“对于人间社会秩序的建立，儒家悉力以赴，但是道家却认为，若非远离人间社会，从而对大自然有更多的知识和理解，将会徒劳而无功。不过，这些哲学家，他们的自然之道，却是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他们反对知识，然而他们所反对的，是儒家的学究知识及封建社会的繁文褥节，而不是自然之道的真知识。”

　　“儒者之学是阳性的、霸气的，道家贬弃之，而追求一种阴性的、睿智的学问，这只有退隐的、静虚的态度来观察自然，才见功效……。”

　　“道家思想的另一个根源，是古代的萨满教术士，他们在南部和北部的教派，在很早时期就分别传入了中国文化，后来在东北海岸地区特别是齐国和燕国，大为盛行。他的名称叫巫和方士，在古代中国人生活里有重要影响，是地府宗教和法术（主要的萨满法术）的代表，与人民大众关系极深，与儒家所建立的天府宗教的国教处于相抗地位。”

　　“道家这两种不同的质素，在古代中国社会里，能这样紧密地混融起来，后来又发展成为‘道教’，乍闻之下，会觉得极为费解。其实一点都不难明白。”

　　“科学与巫术，在最早的阶段是彼此不分的。那些道家哲人既然注重自然，他们从静观而过渡到实验，是顺理成章的事。”

　　“炼金术便纯粹是道家的原始科学……同时，药物学和医学最初和道家思想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观察进到实验，本应就只是改造环境、继续观察，再没有其他的目的，可是一旦沦入服务封建贵族的符咒师，及其后宫廷教化的文士之手，由于不屑人力上的操作，这个重要的步骤便从此面目全非。”

　　“于是根据老子、庄子高深的思想，在炼金炉边煽火以求不死仙丹，和冥想阴阳五行的运行以求心灵静虚的道家哲学家，与那些大书符咒或奉行拜祷仪式以掌握龙神的道家卫士，在人们心目中便再无任何分别了。”

　　李约瑟早在1943年5月3日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就推崇炼丹术：“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见[27])

　　他认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1971年9月李约瑟到香港，在《明报月刊》工作的胡菊人专访他，就提到对他认为“道家哲学及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的源头”的观点感到兴趣。李约瑟当时表示：“是的，道家与中国科学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怎会有这样的看法呢？事实上，我一开始读道家的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了。从很多方面来看，道家的自然观，也就是说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根据于科学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有罪’的，更不是过渡性的，而是真真实实的。‘道’——我们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代表大自然的‘秩序’。”

　　“因此当我们着手撰述《中国科学文明史》的时候，一点都不感到意外，非常自然的就发现到，古代以至中古时期，中国若有什么科学、技术上的事情发生，譬如，无论是植物学、磁力学、医药学、炼金学、原始化学、乃至天文学、数学等等。总是和道家有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当然，我们也知道，道家，就其宗教方面而言，也就是说‘道教’，在目前来说，似乎是已渐衰落了。但是，就科学的历史而言，这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道家思想，对中国科学的技术，在通贯中国的历史上，有无可限量的贡献。确实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1964年，李约瑟到中国旅行。到了北京，他就去广安门外的全真派的道观，中国道教协会的所在地白云观拜访陈樱宁居士，并参看观内明代正统年间刊刻的《道藏》。到了山西太原，就去看北宋全真派的道观——纯阳宫。

　　1972年李约瑟访问上海生化所，见到以前来剑桥留学的曹天钦。当时是文革，曹和太太谢希德被体罚批斗，太太被禁闭在复旦大学低温试验室长达九个月，而曹在单位的煤砖间监督劳动。李约瑟要求上海市的“市革会”让他见曹天钦，曹才暂停两天监督劳动。在1986年，曹天钦写了《从“抱朴子”到马王堆》回忆了当时见面的情形：

　　“……我在贵宾室里坐在他的旁边，看到他拿给别人的名片下印有‘十宿道人’的字样。这比他在重庆时代即使用的‘丹耀’，更加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意向。

　　“我心中浮起了一幕幕抗战时期同他工作时的情景。1945年8月，我同邱琼云陪同他们夫妇深入终南山的楼冠台访道，与70高龄的鹤真监院（摹佛道人）谈《道德经》、登炼丹楼。

　　“可惜楼冠台道观属于长春真人邱处机建立的龙门派；他们修的是内丹，不是外丹，炼丹楼是修真养性的地方，不是化学实验室。

　　“那次旅行，我们还到秦岭深处庙台子的张良庙。那是一个三教合一的道观，供奉主要的是功成身退、从黄石公游的张良。道士们不炼丹，却是能用山中的褐铁矿石和树枝炼出灰口铁的巧匠。他们制造的铁锅，行销远近，颇负盛名。

　　“我也不能忘记在宝鸡东郊的卧龙寺和石羊庙的一段经历。那时日本侵略军侵扰河南，河南大学的部分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迁到宝鸡，借宿破庙，坚持上课。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李约瑟同化学系的教授们促膝长谈。他们讨论的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

　　“我更不会忘记在成都华西坝的钟楼上，李约瑟一连三天躲起来。同郭本道教授讨论道家的内丹。

　　“在1944-1945两年西南、西北的长途旅行中，我看到他一面进行繁忙的科学交流活动，一面勤问勤记、摘录典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中国科技史的资料。27年之后，当时的点点滴滴，已然汇为洪流；当年的计划、设想，已变成了一卷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这个坐在我身边的人，是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更是个中国人民的挚友；他是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更应是个翰林院学士；他是个杂家，特别是个道家。”

诗人

　　李约瑟可以算是一个诗人，他小时常去他的父亲的有丰富藏书的书房去阅读，除了一些小说、哲学、历史的书，他也阅读了许多欧洲的诗人的诗歌。

　　在剑桥大学虽然最初读的是医科，可是他却在暑假时即常拿着一些书籍跑到剑桥外东北角的乡村，那里除了有青绿的原野，还有水平如镜、清澈见底的水塘，他就一整天在水塘边的树下看书，完全安静无人打扰，读他的《弥尔顿传》及其他英国诗人的作品。

　　以后他来到中国，认识了像新西兰的诗人路易·艾黎以及从中国人那里学到古典诗词，他非常欣赏中国文字的优美。他在1991年和胡菊人谈他在战时及以后访问中国时，都写过一些诗。很多人大概都会写诗，是在中国，因为有那种境界和气氛会使人写诗。就像他在1943年到四川时，他说：“在我半睡半醒的朦胧时刻，心头涌现的却总是四川弯弯曲曲的路径。”于是就想写诗了。

　　在1958年他到西安参观了著名的碑林，以后他写了《在长安孔庙中》的诗：

　　“我44岁那一年初来到这里，
　　那正是封建地主和外国军队压迫的年代。
　　壮丽的殿堂周围荆棘遍地，茅草丛生；
　　就像绿色的林海中飘浮着一叶孤舟。
　　屋顶上斗拱坠落；平台上楼座倾记。
　　浊臭弥漫玷污了圣洁的芬馨。
　　矗立的古代石碑，就像周围待耕的荒土上，
　　生长出来一片茂密的森林。
　　老子说得好：‘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我在一家穷铺子里
　　买了几片景教碑的拓本，
　　又喝了一杯酒，
　　怀念着昔日长安的光荣。
　　踏上机件残损的破旧救护车，
　　越过秦岭山脉去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他那时看到中国人民战时艰苦的情形，他穿西装不系领带，衣服也不用熨斗烫，有时还穿陕甘农民的光板白羊皮袄。吃饭不挑不拣，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早上喝点牛奶或咖啡，或者当地的民间食品锅盔馍，再加上点蜂蜜和甘南藏民的牛油。

　　他就是这样像白求恩大夫那样抛弃舒适的生活与安定的研究环境，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共同战斗共同呼吸。

　　“……
　　如今，我已是60岁的老人，白发苍苍，
　　（感谢永恒的‘道’），我又回到这孔子的文庙，
　　我已经写了不少作品，为祸为福，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要医治这民族的创痕。
　　我是否再会到关中去？谁知道。
　　天是睛朗的天，中国炎夏的阳光普照。
　　但是我的心中不能平静。
　　国际风云险恶，危机日盛——
　　人们不知道控制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
　　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一切为了公平和正直，一切为了仁爱和学问；
　　我祈求，我相信，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起战争。
　　在遥远的将来，公输般的子孙，会做出更多的实验，
　　彼此相互交流，产生许许多多创造发明；
　　考验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甚至会毁灭一切众生。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
　　水和酒融合在圣餐杯中：‘阴’和‘阳’完全对称，
　　实现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太理性化的理性；不太不合理的信仰。
　　到那时候，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人之初，性本善’。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百川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
　　14年后又重来到这汉代的古都，
　　发生的变化真不小——
　　整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的杰勒德·温斯坦利(Garand Winstley，英国1649-1650年像罗宾汉的农民运动领袖) 在科磐山的梦想已经实现，
　　‘一切掘地者，现在站起来吧！’这正是他的歌声。
　　正如释迎牟尼所说‘种善因必得善果’，
　　（那并不是消极厌世的思想，而恰恰相反）
　　现在，我看到一切都有条不紊；牌坊重又树立，
　　园林清扫，修葺一新，文物古迹恢复原型，
　　学术重又受到尊敬，正是孔夫子的愿望。
　　所以我写道：石刻碑林恢复了生命，
　　凤凰麒麟又回到了长安城。……”（见[23]）

为什么中国在五百年来科技落后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曾有过辉煌的建树，可是在近五百年却落后而且退步，为什么呢？李约瑟认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

　　李约瑟却认为他不觉得中国的科技有退步，他曾非常审慎地制造了一个表，这里显示中国的科技一直是稳慢前进，目前就是在“现状线”以后，更进步了。

　　他比较中国和西方。他说，希腊最初在某些方面较为优越，可是却突然退下来，进入到可怕的黑暗世纪中去，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

　　当其时，中国却正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欧洲是落后的，大大的落伍。然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伽利略、牛顿等等大科学家诞生了，科技乃日进千里，像火箭一样飞越。自然，在今日，所有文化在科技上都飞越进展，并架齐驱，因为科学已成为世界性的一体化，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落伍了。

　　在自然科学方面，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及物理学在第一次相遇以后，一下子就汇合起来。在公元1644年即明朝末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彼此之间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它们完全的融合起来，结盟起来了。

　　骤然看来，西方数学好像比中国数学的水准较高，然而那是因为宋元两代的代数数学家的技术，在几十年间失传的缘故。等到后来重又发现他们的技术，又恢复了平衡——虽然中国方面没有演绎几何学，仍然是一缺陷。但中国数学所偏重的，一直是代数而非几何。

　　这正如天文学一样，两个文化并驾齐驱的走了基本不同的路向，希腊天文学一直是黄道的，行星的、角形的、地轴线的、周年的；中国天文学一直是北极座标的、天体赤道的、时算的、平均时的、周月的。这两个系统并无任何对立或矛盾之处。在数学上也是一样，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于大自然不过是专注于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已。即使中国人对于几何学方法绝不热中，从而没有发展出陶立米周转律及最后的哥白尼太阳系统，但他们在中古时期的宇宙观，却远比欧洲先进，他们已经发明漠漠太空无限无边及时间无穷无尽的观念，而非天体为有外围的球体的观念。

　　他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四个原因：

　　（一）在地理上，中国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大陆，二千多年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社会生活基本上相当稳定。中国有丰富的矿物、植物、动物、人口多，自给自足，对外界无需求。中国人重农轻商，从来没有向外拓展殖民地的观念。

　　（二）从水文学来看，中国属于季风区，降风情况极端富于季节性，且年年发生变化。因此对于灌溉、防洪、贮水的工程建设特别需要。为了将大量人力集中于水利工程建设，就产生了官僚制度。

　　（三）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一方阻止了封建制度的死灰复燃，一方面则将重要的工业（如采盐、冶金），工程（如水利）与商业国有化，而且几千年来对商人采取压抑的措施。另外进士制度，把全国的精英都网罗到国家机构，要出头只能当官，因此资本主义难以发展。

　　（四）在官僚社会中，商人虽可发财致富，但他们得遵守禁奢令，不正当的课税与政府的干涉可以剥夺他们的财富。商人不像欧洲文艺复兴的商人拥有权势和影响力。这使中国没法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从而抑制了现代科学的生长。

　　可是中国人不必自卑，就如他在《少年科学》上写的“CHINA 创造与发明的乐土”上所说：“爱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少年们，你们应该从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曾经是伟大卓越的这一件事实中得到巨大的鼓舞。”

　　“你们的祖先在二千多年前，就是伟大而持续不息的天文观察者了。就是他们，又是经线的相互交换和回环运动的标准方法的发明者，一切蒸汽机和内燃机都是依赖于这条基本法则的。还有，你们的祖先在20个世纪以前，就先于安东尼、特雷玛知道怎样冶炼生铁了。地动仪是张衡在2世纪发明的，并非如西方人所说是亚倍·塞佩尔到18世纪才发明的……”

　　“所以，中国有一个过去很伟大的过去，而且是必然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任何事情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即使不是超越的话。而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民有伟大的道德传统，这将是防止现代科学有毁灭我们世界的危险的可能因素。”

非科班出身搞科学史

　　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说：“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李约瑟1948年回到剑桥大学后，除了授课之外，不再从事科学研究而开始整理历年收集的资料。在年轻中国文史学者王铃(1917-1994) 和生化学者曹天钦的帮助下，着手撰写《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定稿于1953年，隔年正式出版。

　　这个编写计划命名为 "The Project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共分七大部份，即计划写成7卷：

　　1. 总论
　　2. 科学思想史
　　3. 数学、天文学和地学
　　4. 物理学和物理技术
　　5. 化学和化学技术
　　6. 生物和植物技术
　　7. 社会背景

　　1981年9月23日，李约瑟于上海所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中，在感念王铃的同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在1957年王铃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二卷业已出版。我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值得称道的。当时他们接受的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知道这部书至少得出七卷，谁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册之多。当时我作为汉学家，也完全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然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却具有远见卓识，认为我们的编写计划应当得到支持，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又说：“王铃去澳大利亚后，我说服了今天在座的鲁桂珍来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她已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违，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实验室去搞营养科学和生物科学了。我就劝她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我劝说她来到剑桥，全力投入我们的编写计划，甘苦与共。现在，她是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副馆长。”

　　李约瑟第一卷序言曾举出撰写者应具备的六个条件：

　　（1）须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并曾从事数年有成果的科学研究。
　　（2）须熟知欧洲科学史，并对其中某课题曾进行原创性的研究。
　　（3）对欧洲历史中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社会及经济背景，有所了解。
　　（4）曾亲身体会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并最好曾以非传教士、非外交人员及非商人身分，游览过中国。
　　（5）能够阅读中文，至少能参考原始的文献资料。
　　（6）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协助。

　　1983年12月，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李约瑟所说的写作这样一部书必需具备的六个条件，然后他又补充了两个条件，那就是：(7) 必需对中国的考古发掘有所了解；(8) 必需活到80岁以上。能兼具这六个条件的人已属凤毛麟角，再加上后两条变成绝无仅有，看耒是后继无人。

　　英国世界著名的史学权威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 在《观察家报》发表评论说：“《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打动人心的多卷本综合性著作……。作者用西方术语翻译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或者是唯一一位在世的有各种资格胜任这项极其艰难工作的学者。李约瑟博士著作的实际重要性，和他的知识力量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

　　1976年是李约瑟事业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年，他所担任的基兹学院院长职任期已满，李约瑟决心辞职，专心一意地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工作。李约瑟的研究计划，原来是共7卷7册。第四卷开始，他发现一卷一册已经容纳不了中国古代这么丰富的文明硕果。决定写成7卷34册。

　　及至1977年前后，李约瑟的这项科学文化工程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要么继续走单干的路，但决不会有接近完成计划的那一天；要么物色一批合作者来分头编写，他还可以多得几分闲暇以享余年，结果，李约瑟选择了后者，从世界各地物色了20多位各学科专家：R. 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 罗宾、K. 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组成“跨国公司”。

　　《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何丙郁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指出李约瑟成功的原因：“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

　　1979年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二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作的第一篇《导论》，自述他投身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之缘起及有关情况，在这篇《导论》中，提到他所受的种种冷遇：“东方研究院从未打算与我们多加往来，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通常这些院系成员多为人文学家、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往这些专家没有时间了解科学技术与医药方面的知识，而从今天开始他们又嫌太迟了。

　　“更有甚者，同样一堵墙也把我们拒于科学史系门墙之外，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这是因为通常而言，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发展，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其他语种不得其门而入。……欧洲以外的科学发展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

　　而美国科学史界也故意冷落他的工作，江晓原在《听李约瑟说说心里话》[11] 写道：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科学史教授 Charles Gillespie，是李约瑟的学术敌人，他虽然表示“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也不是科学家”，可是他却断定，李约瑟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因此他没有必要看李约瑟的书，理由则是因为“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汉、法、德、日、意及西班牙文翻译。

去世

　　从中年取名为“丹耀”，到后来“十宿道人”，在80年代又取一个“胜冗子”（意为“克服混乱的能人”）。1981年9月，他在中国上海对胡道声等朋友解释为什么取另外一个道号：“大家通常并不把‘胜冗’两个字联起来当作一个词语用。可是，从字典上可以查到‘冗’字的一个意思是‘混乱繁复的事物’。所以‘胜冗子’的意思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

　　“每当我开始新的一个篇章的写作时，我总是体验到在我们所研究与探索的对像中充满了误解、错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论。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真实的、明净的图像才层层剔去外膜而逐渐显现出来。”

　　何丙郁在他写的《我与李约瑟》一书，最后一段写得非常的好：“李约瑟一生的兴趣似乎都集中在生命的问题上。早年的宗教兴趣是有关生命终止后的来生问题：继承父业做一个医生的愿望是从救来生转到救今生。他研究生物化学的目的是要解开生命之谜，从化学的角度去了解生命；而在研究中国的炼丹术时，他又对道家的长生不老术特别感到兴趣。”

　　“虽然长生不老术没有成功，但现代医学与公众卫生已经达到延年的目的。4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已延长到大约是67岁。我在1972年刊登于日本一家杂志的文章说过，李约瑟不是从炼丹术，而是从他的不朽巨著中获得长生之道的。这一方面是指这部巨著将使他名垂千秋，另一方面是说人生依靠着一个无形的潜在的生存意志，这种意志激发体内生机，为着达成某些有意义的目标而继续奋斗，尽力把生命延长。……”

　　1986年李约瑟第8次访华，他曾到湖北省蕲州镇去参观李时珍的陵园。在瞻仰了这位写《本草纲目》的名医的坟墓之后，他在纪念册写下了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本草纲目》的赞词：“他在书中留下的渊博知识与才华，将不受时间影响，永保一新。”

　　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他的身上。1992年，英国女王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 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马伯英在《我记忆中的李约瑟博士》[29] 写李约瑟晚年受病痛折磨：“鲁桂珍的遽然去世，对李约瑟打击殊大。整个中国科技史研究和出版计划都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并非没有考虑过年事已高这一自然规律，已经安排了何丙郁博士（居澳大利亚）接班做了所长，黄兴宗博士（居美国）等担任副所长，摆脱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但是，桂珍离去，犹如大鸟折翼，李约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不久前已放弃了自己驾车，这一回连行走都有困难了，坐上了轮椅；长年的类风湿关节炎折磨着他，帕金森综合症更增加了他新的痛苦。

　　“我原先为李约瑟写的材料，已不可能再由鲁桂珍翻译写成英文。他决定放弃本来计划，改为将他与鲁桂珍过去发表的有关中医的论文合订成册，作为医学卷的内容。但这些论文发表较早，需要重新加以修订。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在李约瑟1992年8月3日写给我的信中，他说：

　　"Now that 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you are just the person to help me with the medical volumes."

　　"You, who have publish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for many years past are jus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can help very powerfully."

　　"You are the person who can give most help and I am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is."

　　“他认为我是‘最能帮助他完成医学卷的人’，而他‘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对我的评价，使我深为感动。我向 British Academy 申请了一个 K. C. Wong Fellowship，得到半年的研究奖金，每月600镑。另外，剑桥大学 Hughes Hall College 又选我为访问院士。于是，1993年2月28日启程，我二访剑桥。

　　“在剑桥的老朋友李自由博士安排下，我住进了黄雪原、裴原雪夫妇的家。地处偏僻，在大学一所农场。不过，剑桥就那么一点大，骑车去研究所也不过十来分钟。4年前的老朋友已经星散，回国的回国，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工作或继续学业的不少。李自由、袁俊夫妇是留下不多的几位。他俩也是李约瑟、鲁桂珍、莲立的朋友。桂珍去世后，是袁俊陪同李约瑟到日本福冈领的奖。新老朋友相见，我们聊了很多。

　　“次日我到研究所，人事皆非。空荡荡了无几人，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等都是新的。平时就他们在工作。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李约瑟上午由一雇来做清洁工的英国人推着轮椅进所，晚上则由一中国学生推回寓所。寓所就在对面20米外的另一所房子。丙郁曾对我说过，开始时李约瑟要他帮忙推车，他拒绝了。说：我是来做所长的，不是来推车的。于是安排了 part time 人工。何所长是一位筹钱能手，如果不是他，研究所的经费已经难以为继了。丙郁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现在就像一个乞丐，到处讨钱。’这是真的。丙郁为研究所的持续运转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约瑟每天都到研究所工作。新秘书科林小姐是很得他欣赏的；part time 工作的高川也很受器重。日常她们两位与他一起共进午餐，说说笑笑大家很开心。就像中国人说的‘老少老少’，年老的人有时会像小孩一样。他开电动轮椅，喜欢表演给大家看，左拐右弯、停止、倒退，越夸他越来劲。结果往往把周边家具撞倒。有一次，他从研究所回家，坚持要自己驾驶电动轮椅。结果半道上轮椅偏离砖道进了花园的烂泥地。我见到马上赶过去扶他出来，帮他清洗了鞋子。他平时上厕所十分困难，小便用特别装上的一个塑料袋解决；大便要从座椅移到轮椅，推进厕所再移到马桶。个子又高，科林一个女孩子，力不从心，就叫我帮忙。在家雇了两个护士，一男一女，每周轮换一个。这两个护士花去了他的养老金、退休金、存款利息和版税等很大一部分，到1995年已有经济危机之感，丙郁得从澳大利亚赶回剑桥解决。

　　“他的男护士还不错，李约瑟对那位女护士则很不满意却有苦说不出。因为护士是由学院和研究所组成的一个监理会雇用的。他不能自行辞退她。我那天与李约瑟一起进他家，女护士推着他的轮椅，一边就骂骂咧咧。李约瑟腿脚不便，腿又长，如他给我的信中所说，有部分瘫痪，脚后跟伸出轮椅踏板，无法自己将脚放上踏板。这女护士就硬拖着在地上磨着走，还说他故意不把腿提高。看他这样一位老人受欺侮，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李约瑟却不让旁人说。忍气吞声。只是在女护士不来当班时，就好像获救一样，十分高兴地‘报告好消息’给科林。”

　　“1995年6月10日，在剑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为李约瑟举行了追悼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李约瑟生前的好友以及外国机构的代表出席，凯思学院(Gonville and Cains College) 的合唱团演唱了两首道教歌曲。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席泽宗教授致词：‘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周光召教授和卢嘉锡教授科学院主席和前主席，和你们在一起深重的悲哀纪念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人物——李约瑟。’

　　“李约瑟博士的去世不单是英国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损失。他是中国人民心中一个最卓越及令人尊敬的学者。在过去的50年，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随日趋增，他在许多国际事件，顶着逆流，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同时，他深入的探索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史，并且为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无保留地提供支助。”

　　“李约瑟博士是第一个对中国科技史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他不单在自然科学有极重大成就，在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也有研究。虽然他的背景是西方文化，可是他显示对东方文化有极深的认识，他是最先把中国科技史放到与其他国家比较，看它的优点及短处，以及和其他世界交流的情况。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经从一个文明超越到另外一个文明，它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经典，是一个少有能对未来指导方向的书籍。”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李博士来中国四年与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日子，他在中国成立中英合作办事处为我们提供书籍、杂志、仪器和化学药品。同时为了让外面的世界能了解中国科学家在困难的环境所取得的成就，他写了两本书：《中国的科学》及《科学前哨》，这两本书在学术界引人注目，甚至后者在1986年还被翻译成日文。”

　　“人们把他的骨灰安葬在李约瑟研究所庭院正中的菩提树下面，陪伴着他的是两位夫人的骨灰。菩提树周围是一圈花台，台阶上左、中、右依次镶嵌着三块蓝色墓碑——
　　左边一块是‘多萝西骨灰长眠于此(1896-1987)’
　　中间一块是‘李约瑟骨灰长眠于此(1900-1995)’
　　右边一块是‘鲁桂珍博士骨灰长眠于此(1904-1991)’。

　　李约瑟著作中译本有底下：

　　1.《李约瑟集》李约瑟著，段之洪等译，潘吉星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李约瑟著，陈立夫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李约瑟著，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5.《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李约瑟著，何兆武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6.《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7.《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
　　8.《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机械工程》，李约瑟著，王铃协助，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李约瑟，钱存训著，刘祖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君子好逑的李约瑟

　　英国作家西蒙·温彻斯特的李约瑟传，美国版的书名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副题则为《解开中国之谜的科学怪杰奇事》，该传记以日记、书信等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披露了李约瑟的传奇人生，这些会让许多中国人目瞪口呆。

　　书中说李约瑟热衷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二、三十年代是个裸体主义的信奉者，主张裸体自由，他喜欢裸泳，喜欢跳狂野的毛利舞，支持同性恋权利。书里披露他每见到漂亮的女性，都会忍不住追逐调情，即使在中国三年中也如此，一生风流韵事不断，他就像德国的大文豪歌德(Gothe) 一生好色。当年他一进入霍普金斯的实验室，就被众多聪敏的姑娘所吸引。与此同时，李约瑟风度翩翩，博学多闻，懂7种外语，后来又有了高级讲师的头衔和随之而来的高薪，加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投资于股票的年金收入，又会花言巧语，自然对女性颇有诱惑力。

　　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在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趁妻子前去探望家人，与鲁桂珍偷情，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 K1。完事后李、鲁两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抽烟。李约瑟突然问鲁桂珍：“Cigarette 的中文字怎么写？”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鲁桂珍不仅成了李约瑟的中文老师，而且成了李约瑟的情妇(mistress)。

　　温彻斯特说：“李大斐完全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她的日记里，都没有自艾自怨。那年冬天，他们三个人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经常一起外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科学话题要谈。毕竟，李约瑟和李大斐两人都乐意让来自中国的客人了解剑桥迷人的生活琐事。当冬天完全笼罩着剑桥时，他们三人有许多时间是挤在当地小酒吧里烧得很旺的炭火前度过的。从各种记载及从李大斐的私人信件来看，她非常喜欢鲁桂珍，钦佩她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当鲁桂珍最后成了她丈夫的情人后，这种喜欢并没有丝毫减弱。”[14] 鲁桂珍进入李约瑟夫妇的生活后，由于李约瑟和妻子在结婚时便公开约定，他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不必为对方守贞，无论何时，只要有生理需要，他们可以与别人寻欢做爱，并有自由追求让他们心动的对象，因此，李大斐对于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关系不仅眼开眼闭，从不吃醋干涉，甚至三人性情相悦，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当然，他们三人除了生活常在一起外，工作上也是好伙伴，因此得以维持了近50年的三角关系。

　　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 Y. Shih 1933-)，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

　　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6,14]

写于1995.6.16
2011.7.1-7.11修订

〖后记〗
李约瑟，一个未受过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也未受过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对中国文化的异乎寻常的热爱，放弃自己的专业，后半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科技史，发掘古代科技宝藏，笔耕不辍写成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沟通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桥梁的工作。面对大师淍谢的今日，我想重拾年青时的梦想，在余生做一点中国数学史的工作，希望力所能及在中国科技史作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1]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 Joseph Needham, Biography tells secrets of Joseph Needham's China love, China Daily, 2008.9.24.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09/24/content_7055655.htm
[2]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http://www.nri.org.uk/joseph4.html&usg=__QirSuJ1pAXEaQ1ZO8Epv4Q- eMWk=&h=426&w=300&sz=19&hl=en&start=14&zoom=1&itbs=1&tbnid=p0g17ifNRGvwAM:&tbnh=126&tbnw=89&prev=/search%3Fq%3DJoseph% 2BNeedham%26hl%3Den%26sa%3DX%26rlz%3D1W1GGLL_en%26biw%3D869%26bih%3D386%26tbm%3Disch%26prmd% 3Divnsbo&ei=S5EUTsnBGerhiAKlsoGDDg
[3]	何丙郁：《我与李约瑟》，香港三联，1985年。
[4]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5]	何丙郁：《学思历程的回忆：科学、人文、李约瑟》，新加坡科学出版社。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7wXEb3ESyL8C&pg=PA66&lpg=PA66&dq=%E6%9D%8E%E5%A4%A7%E6%96% 90&source=bl&ots=97wtWIc0at&sig=ERc68MqDelAxCswd7s1tL75kE4M&hl=en&ei=kDEZTqXlIpOgsQPwiNnbDQ&sa=X&oi=book_result&ct=resu lt&resnum=3&ved=0CB4Q6AEwAjge#v=onepage&q=%E6%9D%8E%E5%A4%A7%E6%96%90&f=false
[6]	陈明远：中英文化因缘——李约瑟夫妇与鲁桂珍妹，陈明远博客，2008.1.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74a5010081uf.html
[7]	曹聪：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约瑟，中华读书报，2008.10.9。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8-10/09/content_10168781_1.htm
[8]	倪怡中：李约瑟的合作者——中国学者王铃，光明网，2007.3.7。 http://www.gmw.cn/content/2007-03/07/content_788788.htm
[9]	銭存训：珍贵的书缘，悼念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博士。
[10]	钱临照：记李约瑟与《科学前哨》，悼念李约瑟博士逝世专辑。 http://www.lw23.com/paper_151541911_5/
[11]	江晓原：听李约瑟说说心里话，中华读书网，2002.10.18。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26634&cid=45457
[12]	江晓原：李约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http://www.sjfx.com/cache/books/46/bkview-46023-87327.htm
[13]	江晓原：李约瑟与性史研究，《性教育研究文集》第16集（1995）。 http://jiangxiaoyuan.blog.hexun.com.tw/9163657_d.html
[14]	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3卷1期（200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0fhiv.html
[15]	江晓原，刘兵：李约瑟在今天的意义与局限——从《李约瑟：解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说起，《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8期。 http://shc2000.sjtu.edu.cn/0910/lys.htm
[16]	Simon Winchester,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New York, Harper, 2008. 文思淼：《李约瑟—解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姜诚、蔡庆慧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17]	Simon Winchester on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speech delivered on Oct 14，2010 at Royal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BWpEKYW_eE
[18]	张孟闻：《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1989年。
[19]	黄仁宇：《李约瑟给我的影响》，收录在《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1998。
[20]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台北： 联经，2001.1。
[21]	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海》1999，3。
[22]	王国忠、徐迓亭：《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
[23]	王国忠：《李约瑟传》，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1-1。
[24]	万润龙：李约瑟与“东方剑桥”，《文汇报》。 http://zdzsc.zju.edu.cn/view.php?id=1195
[25]	李晓水：挚友潘吉星：李约瑟，我的领路人和榜样，深圳晚报，2011.2.12。 http://www.ewen.cc/cache/books/207/bkview-206541-646973.htm
[26]	李醒民：身没声名在，多应万古传，《中华读书报》，2005.6.1。 http://www.gmw.cn/01ds/2005-06/01/content_244140.htm
[27]	李约瑟：《李约瑟文录》曾维才、曹永刚译，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28]	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珑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29]	英国皇家学会与中国互相尊重的历史，英国皇家学会，2009.2.11。 http://royalsociety.org/uploadedFiles/Royal_Society_Content/News_and_Issues/Science_News/marginalia/2011-06-27-China- RS-Chinese.pdf
[30]	马伯英：我记忆中的李约瑟博士。 http://www.docin.com/p-197922125.html
[31]	岳南：《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02-01。 http://www.du8.com/books/nov3779.shtml
[32]	肖朗，施峥：李约瑟与近代中英文化教育交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33，no.1，2003.1。
[33]	钱永红：《竺可桢与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学交流》，未发表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