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蓝领工人、又是工运激进分子
李思东专访记录

李思东是‘社阵13’——1963年新加坡大选胜出的13名社会主义阵线议员之一。人民行动党在那年的大选获胜，李思东在武吉知马选区获得52%的选票，以1200票几击败了人民行动党的竞选对手曹煜英。武吉知马选区曾经是林清祥的重要基地，他在1955年选举中横扫该区的票数，但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遭受逮捕和无审讯拘留。在大选之前，李思东是一名工运领袖。在2/2扫荡行动，他踏上政治舞台，但不曾在新加坡的立法议会担任议员。李思东、巴尼和卢妙萍是3位当选的社阵议员。他们在10月新的一次治安行动，号称‘PECHAAH行动’中被捕了。这次的扫荡导致社阵工会领袖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学会尝试复苏的左翼社会主义如昙花一现，惨淡收场。李思东被囚禁了16年，一直到1980年2月15日才被释放，限居在乌敏岛到1981年6月1日获准返回本岛。

尽管如此，李思东的经历不仅是一个政治拘留者的故事。他的叙述，摘自2005年11月的一次访谈中，描绘一个蓝领工人受社会主义理想的推动而成为一名中坚的工运的分子。叙述包括了3个部分。它们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背景。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李思东反殖民主义的起源，那是他在家亲历了1942年日本时期之后油然产生的一种情绪。第2部分体现了1950-60年代初期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李思东在工会运动中既是工人，也是激进分子。第三个部分则是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考验以及内心的胜利，代表着他在拘留中为工人的尊严和利益斗争。他对社会主义的解放力量、国家以及工人阶级都保持乐观态度，是那个时代改造战后新马社会的典型民族主义者。

2011年4月，李思东打破数十年的沉默，和海峡时报作了一次专访，在访谈中，他把新加坡左翼的失败归咎政府持续不断的镇压行动。

战争

我在1932年出生在中国海南岛。父母都是农人。在8岁那年，日军占领海南岛。我为了逃避日本侵略中国，以难民的身份来到新加坡。那时候，长辈们都担心孩子会被迫成为日本国公民，所以把我送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我和一位来自海南岛的同乡同住一段日子。

在日本的统治下，生活是艰辛困苦的，由于食物短缺，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以木薯充饥。在日治时期，我和当水手的伯伯一起住在巴耶利巴一带。日本统治时期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政治影响很大——我们的祖国被侵略，人民被奸杀，粮食被外人夺走。我们这一代虽年纪轻轻，但内心充满着爱国主义，对外来侵略的反击以及对和平的热爱。我们不需要别人的灌输和引导，心中自然而然地怀有这些情感，因为这是我们内心的自然反应。从大人的口中，我们开始把中国视为祖国，因为被日本占领的不仅是我们的村落，也包括了中国的大片土地。

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爱国主义倾向于中国，不是及、马来亚。一直到1960年代，我们才渐渐对马来亚产生归属感。尽管如此，这份情感并不强烈。如果当时有人问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你会为了某些原因而不能回答说来自中国。首先，在1949年以后，中国被西方国家排斥，所以要回返中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第二，新加坡政府在林德宪制下取得自治后，人们必须对本地政府有所了解才能投票选出代表你的议员。第三，人们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已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不愿意返回中国。很多人都开始把自己视为本地人。当然，也有许多人依旧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不过这人数也渐渐地减少了。

所以，那些想要在这里建立起理想社会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左翼’，比如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人民行动党或马来亚劳工党，在左翼分子当中不仅有华人族群，也有许多从印尼过来的马来人。

我们的推动力来自‘博爱’，也就是对所有人类的爱，比方说，毛泽东把所有的人，包括农民、工人、官员或专业人士。那些为平等，对自己族群的爱和博爱不同，因为这表示你会歧视其他种族。

觉醒

二战结束英国人回返马来亚之后，人民面临最大的困难时是日本香蕉纸币不受英国人承认，导致每个人都成为穷人。虽然情况随着和平的到来有所好转。不过失业率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的经验中，寻找一份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新加坡的对外贸易，唯一能够找到的工作都集中在海港和海军基地，那时候，工业还非常落后。

战争结束后，我从事几份工作——在饼干厂、油漆厂、鞋厂、和建筑工地，这些都是属于消耗很多体力、汗流浃背的工作。由于家庭贫穷不能供我读书，我在16岁念完四年级之后就出来工作了。我工作到1961年，之后就成为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

我为什么参与政治斗争？首先，是因为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第二，我们对殖民地主义的反抗不仅在本地萌芽，也是全球性的发展。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极力抵抗法国殖民统治，还有在中国的解放战争。这些都和其他地方的反殖民地主义息息相关。我们从各种报章：如左翼报《南桥日报》，还有《南洋商报》以及一些中国书籍，去了解中国解放战争。中国的书籍大部分都是禁书，但是有些人还是能通过中国的水手把他们顺利偷运来新加坡。我们偷偷地购买这些书来读。从这些报章和书本，我们了解中国解放战争，成功摆脱国民党的封建和地主的欺压与剥削，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

在新加坡我们反对殖民主义，要把英国人驱逐出去。为国家争取独立。至于独立后内部发展，我们将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有如其他国家：马来亚、印尼和其他非洲国家也都发起了社会主义运动。

在资本主义国家，获益的只限商人和资本家，而不是农民和普通工人，所以，当我们面临关于权势的问题——摆脱殖民地主义——也面临对对政治思想的困扰，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在资本主义下是无法改善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我们要的是一个新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定义在于公平，也就是说每个人是平等的，受益的不再只是百万富翁，连老百姓都会受益。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所产生的资源分配不公平。社会主义包括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原本与人民行动党并肩而往，但最终为了政治理念不能一致而决裂。

1955年，我们对于人民行动党的成立表示欢迎，因为他们的立场是积极反对殖民主义的。许多人民行动党的创党者都是受英文教育的，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他们当中除了华人，还有印度和马来同胞的成员。我也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但没有参加党内的活动，因为我忙着处理工会的事情。虽然人民行动党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上有所贡献，它在思想上却和左翼不同，因为该党领袖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英国。

出于人民行动党成员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就轻易获得同样受英文教育的选民的支持。同时也能与马来及印度同胞沟通，不过那些受华文教育的领袖，比如林清祥等，也同样能和马来及印度同胞建立广泛的关系。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在新加坡有些积极、而且受英文教育的社会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包括紧急状态前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员，约翰·依伯和前总统帝凡那。我也要指出，人民行动党并没有领导大众运动，他们其实是跟随着。人民行动党的权势是从英国接手过来的，而不是他们自己赢取的，英国人觉得林有福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英国人也认为林清祥过于激进。

劳动

身为一名工人，我深深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情况，所以我就加入左翼运动。当年即使有了一份工作。很多工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失业者因为必须借钱度日，而欠了许多钱。我在新华鞋厂工作的时候，一年只能休假2天，农历新年除夕和大年初一。我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傍晚8点。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没有保障也没有任何福利，比如不能享用公共假日与病假，万一生病了，就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后来，工会成立了之后我们就从雇主争取到一些福利，比如病假。尽管如此，要享用这些福利并不容易。如果你连续请了第二、第三次病假，老汉就睁大眼睛，可能决定把你开除。问题的关键在于太多人在找工作，僧多粥少，以致资本家占了优势。

在1955年的林德宪制下，学生会和工会纷纷成立，向新加坡自治迈进一步。学生运动就这样诞生了。我没有参加华校学生会，所以不太了解他们。不过。马来亚大学有个社会主义俱乐部，出版了一份叫《FAJAR》的刊物，在一所纯英语的大学里，它的出现象征着我们的年代；我们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我们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或许受西方国家局势的影响多过于中国局势的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心集中在西方国家，而不是在中国。在马大校园内其他学生会就无法取得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就。他们大多数是右翼分子，也愿意接受一个英国式制度的新加坡。他们的思想倾向英国，我们常取笑他们，说伦敦简直就是他们的家乡。

同样的，在林德宪制下，雇主必须接受劳动工会的成立，如果工会的势力强大，雇主只好为员工提供公共假日和病假的福利。所以说，政治变迁让工友们能够争取到这些福利。在这之前没有劳工运动；在1948年，当英国宣布马来亚和新加坡处于紧急状态时，所有的劳动工会都被迫关闭。

我最初加入了火电锯工友会。它是新加坡职工总会（SATU）的一个工会，而且也是林有福旗下的右翼组织。紧急状态宣布后，新加坡职工会（SATU）的活动大量减少减少，但在林德宪制下重新活跃起来。大卫·马绍尔十分依赖这项劳工运动，但它并不是主要的劳工势力——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才是。这个工会没有尽力改善工友们的生活，也没有反抗殖民地制度。相反的，左翼的劳工运动被改革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理想所启发，处处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得到广泛工人的支持，变得非常强大。它为了争取工友的权益而极力奋斗。新加坡职总会的领袖不但没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甚至支持了殖民地制度。不过，由于左翼运动的成功，许多职工会的工人，甚至是该会属下的全体工会，渐渐地加入我们的行业。有许多工友们都把新加坡职工总会视为雇主或政府的工会。

就连火电锯工会的一些领导的思想也比较倾向左翼。我们组织罢工活动。第一次罢工活动带给我们一股强烈的满足感，因为我们长期遭受压迫过后，终于能够发动可以。经过这些年来没有福利、公定假日和病假之后，我们顺利争取到了应得的福利，这是很大的成就感。新加坡职工总会的领导层把我们看成反叛分子。但我们有个罢工的理由——因为我们的薪金太低，而其他工会的工友却获得加薪。

职工总会也和私会党有联系。私会党在当时的新加坡非常普遍，而且其中有些‘老大’也参与工会。在每所工厂都有私会党徒。当时的经济状况造成了很多私会党的成立——因为私会党员能有效地抵抗来自其他工人的竞争，保障他们的工作与生计。不过私会党不愿意为党员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私会党可以选择支持或反对劳工运动。比如说，如果我们工会在他们的地盘发起罢工，他们或许会给予我们一些保护。另一方面，我们罢工的时候，雇主或许会利用私会党员来威胁我们。无可避免的，左翼的劳工运动也有私会党的存在，因为劳工运动涉及工人，而且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私会党徒。不过，私会党不能够取代工会。它们在工会的领导下能够为工人的利益作出有效地贡献。

依我看，最具代表性的罢工事件在1954年9月，在武吉知马的马来亚布商工会。参与罢工活动的是一群年轻男女工友。他们的雇主是一名台湾人。那次罢工活动之所以具有意义，因为他们是前所未有的。支持这场罢工的是一群华校生，他们在罢工现场支持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唱歌和舞蹈，所唱的歌曲都是在中国非常流行的。单从文化活动来看，你很难想象罢工活动正在进行。其实，学生和工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学生就是明日的工人。空气中散播着一股朝气和活力，一辆一辆的罗里车载满了人往工厂去，每辆车几乎坐满了20人。也有许多学生骑着脚车去，工厂外停了一整排的脚车。人民都给罢工工友很多精神上的鼓励和金钱上援助。罢工事件是反抗殖民地制度的一部分，因为它牵涉到争取工人权利、公平、自由和平等，同时它也是追求新生活的希望。罢工事件非常成功，它在工友间产生了全新的理念。

接下来的大型的罢工行动发生在1955年2月，在巴耶利巴士公司。林清祥和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的秘书长方水双都牵涉在内。巴士公司老板一向剥削他属下的工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时候，林德宪制即将实施，人民行动党也已经成立。巴耶利巴工友罢工事件突显了资本家对工人强硬的压迫和剥削。每当巴士涉及交通意外，雇主所顾虑的是巴士有没有被损坏，而不是司机是否受伤了。巴士工友的工作是非常幸苦的。有些巴士售票员因为薪水低薄，而不得不把乘客所付的车资私吞。就连工会成立之后，要和雇主协谈是很困难的，因为雇主非常固执，不肯让步。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一名工友大胆走上前，把一个袋子丢在会议桌上，袋子里面藏着一把斧头。这时，雇主才肯低头。当然，这样的做法非常粗暴，不过这是显示出跟雇主协商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有了工会在精神和经济上的支持，至少罢工时，你不必为三餐而操心。

发动罢工活动的还有清洁工人，包括清道夫和洗车工人所属的工会。工会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种族。参加港务局工会罢工的工友们也是如此。马来亚布商工会罢工是年轻工人所发的，而巴耶利巴罢工者都是低收入工人。罢工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工人的困境急需改善，而雇主却不愿意妥协。

福利巴士工友罢工行动反映了工人对抗雇主企图摧毁工会所做出的努力斗争。雇主组织了一个黄色工会（雇主公会）以及雇主雇佣私会党徒对罢工工友加以恐吓。雇主不但不愿意承认工会，甚至还动用暴力，出动警察以强力水喉冲击罢工工友。由于马路还在修造中，水喉的水冲击起了路上的石头和花岗岩石块，直向工人的身上喷射。福利巴士工友罢工事件体现了劳工的力量。

我虽然认识林清祥，但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却是在我出狱之后。林清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股动力，而且很适合从事当时的政治活动。我认为他具有这些优点：聪明、领悟力强、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受英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者以及各种族之间不同的看法。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了解全民团结远远超过个人之间的不同点。他脚踏实地，能让跟随者信服。这是伟大领导者的一大特色。

我曾经听过林清祥的演讲。他的表达能力很强。他所表达的观点和主见富有逻辑性，而且也能有效地把一些重要的课题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大家。很多时候，他以福建话演讲时，总喜欢用‘碗糕果’（一种糕点）来比喻不能让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因素所干扰。由此可见，他在用大众语言（方言），十分得心应手。

冷藏和 PECAH 运动

当人民行动党成立的时候，起初一些左翼分子对参加该党抱着保留的态度，他们质疑它反殖民主义的坚定，也担心它在未来某个时机会改变方向。起初还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李光耀是否会释放在牢内的左翼领袖。有人觉得他越来越倾向右翼。他们在考虑是否需要一股特别的力量来对抗他的领导，比如支持其他党派，像人民党，或有必要时甚至和他一刀两断。但随着1959年大选的到来，左翼分子为了团结，决定支持人民行动党，因为人民行动党比林有福更略胜一筹。就这样，人民行动党胜出了。虽然我们心中有疑问，但我们在别无选择之下，还是支持人民行动党，因为其他选择会更加不利。

由于我们的方向或理念不同，分道扬镳是无可避免的。于是在1961年社阵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最终的目的是利用左翼分子向英国人夺回政权，或甚至利用英国和马来亚的共同势力对付左翼。当左翼和人民行动党决裂之后，我成为社阵的党员，不过没有任何特别的职位。

我们其实希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并，没有希望它们不合并。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条款是不合理的，不管是劳工运动、教育和内部安全。社阵呼吁选民在1962年的全民投票中，以废票作为一种抗议。在全民投票时，你必须了解人民行动党是执政党的政府，因此它能顺理成章地拟定一些对我们不公平但又必须服从的条例。渐渐地，左翼的反抗声音越来越小，参与投票的选民觉得除了投给人民行动党一票，别无选择。

1961年，我加入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因为它们需要一名受薪的秘书。那个时候，我是火锯厂工会的委员，负责公共关系的工作。身为受薪秘书，我的任务包括记录会议及管理工会账目。1963年2月2日，在大规模的冷藏行动下，巴士工会的核心领导被拘捕了。因此我被选入巴联中央委员会。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在1963年10月，我也被捕了。

由于我们是工运的低层人员，所以根本没有预料冷藏行动的拘捕。那些跟外人有更多联系的会员[困难]就会知道。拘捕行动是英国人和新马政府发动的，一夜之间就扣留了一百多人，目的就是要压迫左翼运动，主要的领导人，如林清祥、方水双都被逮捕，其中包括工会的高层领导人。这使到我们很困难继续下去，如果这次的拘捕行动没有削弱，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冷藏行动。在冷藏行动之前的好几年，殖民地政府在紧急法令下，也逮捕了很多人。大部分被扣留的都流放到中国去。

冷藏行动严重打击了劳工运动。工会领袖被囚禁之后，由于取代他们的新人缺乏工作经验。因此支持他们的工人不很多，另外，拘捕行动强烈地打击工友们的信心。在某些程度上，新领袖虽然继承工会的工作，但效率少了一些。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工友们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拘捕行动。他们开始质疑我们是否有适当的策略反抗这些拘捕。我们当然没有；我们不能阻止拘捕行动、保护工会领袖或维持我们的力量。这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工友和雇主在斗争中，都往往取得胜利。后来在1966年，社阵把斗争带到街上去，并组织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不过，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在一个像新加坡的大城市里，我们的劳工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像西方国家的工会都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保护。在这里，就算没有做错任何事，也会被逮捕。我们又不是拿枪杆子到处打人。

1963年8月，中华总商会组织一个关于‘血债’课题的大型群众大会，向日本追讨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暴行作出赔偿。当李光耀演讲时，在场的群众不停地喝倒彩，显示出大家对他有很大的不满。之后，他关闭了一些主要的工会。比如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各业工厂商店工友联合会会及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在一个法制的国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必须有很好的理由才能把这些工会关闭。其实，人民行动党是因为工会参与了政治活动才能够当政的。工会的任务、社会课题和政治分不开的。一旦你提出建议，你就已经参与了政治了。

我们打算举行一次罢工来抗议工会的关闭，就在10月，罢工的前一天晚上，我在 PEACH 逮捕行动中被逮捕了。这次被逮捕的人很多，虽然人数没有在冷藏行动这被捕那么多。几个月后，又有多一次的拘捕行动。

我为什么被提名参加1963年的竞选呢？我是被工会推荐的。我受邀和李绍祖见面，过后我就答应参选。什么原因促使我答应呢？我是社阵的党员和支持者，而工会也支持社阵。经过了几次的拘捕行动，党中能干的人才已减少了许多。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尝试召集新的人才，维持现状。因此，底层的工会会员纷纷被提升。我们愿意为工运扛起责任。我想我被推荐在武吉知马参选是因为它是林清祥的重要基地，是一场我们非常有把握的斗争。

绝大多数的武吉知马同胞都是农民，以种菜、饲养家禽为主。属于乡下的地方，如武吉知马、武吉班让和蔡厝港，在社阵都取得漂亮的成绩。我以1千张选票打败我的对手。这显示逮捕行动多多少少影响了选民的信心。为什么我们不能赢得更多的议席和选票？我们无路可走，手脚好像被绑了似的。还有，当时人们的生活还不至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公务员和从事小生意的人。选举之前我们非常乐观，因为我们在脱离人民行动党的时候，该党的许多支部也都纷纷加入社阵。我在武吉知马竞选时也觉得信心满满。

我没预料到当选为武吉知马议员之后会被捕。我心中明白，参加左翼斗争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逮捕，但没想到会在选举后不久，而不是迟些时候（笑）。当时，我们正在密驼路策划隔天的一场反抗注册工会的罢工。在当晚大约11点钟，我们就被带走了。

入狱

被拘捕后，我被关在中央警署，这是每个人必须经过的事。我被分配到一间个人的牢房。里面一片昏暗，我什么都看不见，也很难分别白天或黑夜。唯一能让我分辨时间的就是早茶、中午、晚上送汤来的时候。每一天，我被允许离开牢房一次去洗澡。在监狱里，没有书籍或报章可供我们阅读。我在中央警署被关了一个月又9天。

过后，我被送到章宜监狱。这座规模很大的监狱，里面划分几个囚室，其中最大的能容纳20-30个人。监狱人数最多的时候，曾达到100多个囚犯。一年之后，我被遣送到章宜监狱的另外一个囚室。这里比以前的囚室好一点。有几排长长的牢房。过后，我被送到女皇镇监狱。在那里，他们修改了我的控状，从之前在内部安全法令下，修改为驱逐法令，因为他们打算将我流放到中国去。我和其他将被驱逐到中国的扣留者一样，被囚禁在女皇镇监狱。我们穿得、吃得，和普通犯人一样。我在女皇镇呆了好些年，一直到我们的律师 T T 拉惹发现在驱逐法令下，你只能被扣留一段时间，过后就必须被驱逐出境或释放。因此，我又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提控。

接下来，我被送到明月湾政治扣留营。这里有不同的牢房，小的能容纳三个人，大的则能容纳到10个人，但居住环境非常恶劣。这里实施个人禁闭、长时间审问、洗脑、睡眠被剥夺等等。被扣留者在严重的心理压力之下，遭受煎熬。如果意志不坚定，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崩溃，然后发疯。你怎样承受得起这种折磨呢？这不是一天，而是日复一日，不停得承受折磨。未来的日子真是不堪设想。在审讯中，我被指责使用暴力。我们什么时候动用暴力。什么时候进行非法活动？

我后来被放逐到乌敏岛上。起初，我还领有一些津贴，但三个月后，津贴停止了。我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但不允许离开岛上。赛·查哈利比我更早来到乌敏岛。我们虽然获得释放，却换来种种的限制，如禁止参加政治活动。我在乌敏岛住了5个月，一直到1981年6月18日才被释放。

我被指控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员。他们要我公开谴责马来亚共产党的理想和武装斗争，以及脱离政治。他们要我签署一份声明，我将公开斥责使用暴力和放弃政治，我什么时候使用暴力，什么时候曾经是马来亚共产党成员？如果我签署了那份声明，我所讲的一切难道不会被他们利用来谴责马来亚共产党和其他人吗？我不是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份子。如果我不曾支持使用暴力，叫我怎样背弃它呢？如果我签了，过去支持我的工友们又会以怎样的眼光看我呢？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事情，它也会影响工会，也等于是我在欺骗工会会员。所以，如果你要把我锁起来，那就锁吧！

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也关系到我们的自尊和尊严。一个怕事懦弱的人会被迫说一些昧着良心的话。如果我签了那份声明，那我就是懦弱、无能。我为了自尊，宁愿接受扣留，也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因为工会的宗旨就是为自由与和平斗争。如果我签了声明，那我们为自由和平等理想的斗争将被颠覆了。我不愿意这样被利用，我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想法，这是经过一番思索后所达成的决定。

我付出了代价，也做出了个人的牺牲，不过是值得的牺牲。况且，我认为那段日子让我们有机会做一些好事。

从日治时期到独立时刻是一段光辉的岁月。殖民主义统治和镇压的势力渐渐消失，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你就可以见了一个越来越自由、平等、以博爱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但你必须经过这段历史，因为它促使殖民主义永远地消失。这段岁月是一场反抗压制的斗争以及建立新社会的尝试。我珍惜那些日子，它是当时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我有幸参与其中而感到自豪，特别是被囚禁的那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