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评议会之历史场景 二

2、根据易行的南大历史叙述：从1956年5月2日至1957年11月13日之间一年半时间，南大负责人与政府当局进行多次洽商，讨论评议会人选的问题。

这一段简短历史有待补充。比如，南大领导对设立评议会的看法如何？南大当局与教育部之间如何沟通？官方提出了什么条件？整个甄选评议会成员的协商过程如何进行？评议委员会是如何成立？等等与评议会相关事实有待探索与厘清。

南大当局基于官方的先决条件：未向政府申请颁授学位之法定权力前，学位将不能获得政府承认，而处于一种极为被动情况下，大学领导即便不认同寻求政府承认南大文凭的必要性，也不得不从学生未来与家长关切的立场来一再考量问题，最终还是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下，向政府提出组织南洋大学评议委员会的要求。

根据史实，大学理事会并不认同教育部长提出之申请承认南大文凭的要求。陈六使认为，教学上课刚开始，大学还有许多更重大的事务急于优先处理，所以应该先行让办学的工作上了轨道，之后，才处理学位的问题。

此外，陈六使对文凭必须获得政府承认一事，亦不以为然，认为南大若有好师生，能奋发自励，有实际之成绩表现，则其学位绝不惧无人承认。

陈六使更进一步指出，南大文凭的价值取决于南大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品行，以及，能够有所贡献於社会。如果南大生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文凭不受承认，那也丝毫无损南洋大学的光荣。况且，南洋大学文凭的是否获得承认，必须依据事实作为基础，所以在南大刚开始的起步之际，就预判将来的成败，那是言之过早，并非理智的想法与作为。

诚然，单凭这三言两语，就足于充分展现出大学理事会，对大学教育政治的透彻理解与精湛分析。南大理事会的反对与抗拒，应该可以理解为大学当局已经意识到殖民政府的不良意图。事实应该就是如此，华人办大学与殖民政府的国民教育政策确实是背道而驰。任何明理人，都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个历史事实。

更重要的是，南大理事会对南大毕业生的人文素质与未来事业成就，有着十足的信心。个中道理，不难理解。华校生的能力与实干精神，在社会上有过百年的历史经验可供参考。理事会成员都是成功实业家，必然有足够的智睿与眼光，分辨出人力资源市场上的驴与马。华人文化是东南亚本土经济，之所以成功的精神文明。对比下，英校教育只是学习工具英文，为殖民政府或者洋行当个文员书记。

然而，终究，必须向政府申请颁授学位之法定权力，是南大一道无法绕过的坎。

由此来看，张天泽作为南大行政委员会主席，必定还是要与教育部接洽，询问有关申请颁授学位之法定权力的途径与条件。

从史料来看，教育部负责人应该就是关世强。1957至1960年，关世强是教育部视学官兼师资训练学院副院长。1959年关世强先是南洋大学评议委员会的秘书，随即，继续担任魏雅聆领导的南大课程检讨委员会的秘书。之后，原本只是美术教师的关世强，仕途亨通，扶摇直上，先后出任新加坡教育部常任秘书，新加坡大学校长，最后被任命为新加坡驻外大使。

关世强的上司是李绍茂。李绍茂，1957年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兼提学司。1959-1962年，任文化部常任秘书。1962-1963年任总理公署常任秘书兼市议会总行政官。李绍茂学贯中西，7岁时随父母回故乡广东潮安，从名师接受5年华文教育。1926年回星，接受英文教育。精通华、巫、英三种语文是殖民地时代的中国事务专家和民俗学者。1949年，李绍茂与叶平玉、陈维龙等16人创办新加坡中国学会，任新加坡中国学会会长，向受英文教育者介绍中国事物，历史和文化。出版中国学会年刊，而发表在中国学会年刊及其它刊物的论文甚多，著有《中华文化》等四种学术性著述。

关世强在处理南洋大学的政治问题上，无疑的，确实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其事迹的种种细节还是有待历史学者一一考证，不过，南洋大学拼入新加坡大学的时刻，关世强正是新大的校长。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李绍茂在南洋大学的政治问题上，扮演了何种角色不得而知，有待学者考证。坊间的南洋大学历史文献上，似乎没有见到过李绍茂的有关记述。李绍茂在华校学生运动历史上的官员角色，值得深入探索。毕竟，南洋大学的草创时期，适逢华校中学生进行反殖民运动的关键时刻。殖民官员处理华校生包括南大生在内的相关政策必然是息息相关。有必要知道的是，历史上，当华校生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南洋大学却依旧是正常的在上课，没有受到任何停课的影响。

在华校学生运动历史上，必然还要提及郑威廉。郑威廉的父亲是任南大学生辅导处主任及图书馆馆长的郑衍通。郑衍通原来是国民党特务处的要员，过后从事外交工作，蒋介石败走台湾，郑衍通辗转去了香港。父子两人的反共旗帜特别鲜明。1953年郑威廉从香港到新加坡加入内政部，是英国人手下的二把手，位居副警察总监负责处理华校生的反殖民运动，是五一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1963年转移到教育部，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郑威廉在南洋大学的官员角色，亦有待发掘。

这些历史人物与事迹的确实存在，说明了至少一件事，那就是，理解南洋大学历史，离不开反殖民运动与反共政治的大时代背景。因此，任何抽离了大时代政治背景的南洋大学历史论述，都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纸上谈兵，毫无价值。

这史实更是进一步的证实了，南洋大学确实没有所谓的学术水准不达标的事实。

在现阶段，除非王邦文和易润堂，两位当年的历史见证人，可以给予必要的解释之外，还有一位李廷辉。从其有关的论文著述，可以知道此人曾经很仔细的翻阅过政治部的机密档案文件，所以应该对当年官员的历史事迹有很深入的了解。

由此来看，很遗憾的，唯有在后人民行动党时代的到来，这些当年的历史真相才有机会重见天日。当然，这也取决于这些机密档案，不会遭受到与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同样悲惨命运，其相关资料都被官方放的一把火，全部烧掉。

3、1957年11月7日张天泽致函政府。这说明了南大当局与教育部在经过了一年半时间的沟通，终于有了商谈成果，必然的，张天泽所要提出的建议，事前已经知会并且得到官方同意。或者说，张天泽只是按照官方同意的内容书写信函。这事实亦反映了申请者与批准者之间的不平等从属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件同一时段内发生的重要事情，即1958年3月9日呈交立法议院通过的南洋大学法令草案。对此，在双方商谈过程中，应该也会涉及有关南大当局亦在起草南洋大学法令的相关事宜。换言之，张天泽应该会向教育部征求有关南洋大学立法的官方意见。当下，余山农《南洋大学校史 第九章 南洋大学法》收集与浓缩了坊间的资料，是最完整的历史论述。然而，南洋大学法令的历史事实与立法全过程是相当的扑朔迷离，所以还有待进一步厘清。还有，白里斯葛报告书何以要如此强行的硬是要加入离题甚远的《第三章，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何人指示？意图何在？真相为何？这些都是十分值得再深入的探索。

虽然说，南洋大学评议会的成员，是由一个大学与教育部共同成立的委员会推荐。但是，实际上，主导权必定是掌握在关世强的手上。换言之，所有的委员不论是由谁推荐，都必须得到关世强的批准。

1958年3月18日，即经过约4个多月时间的筹备，张天泽向教育部提呈南洋大学评议会成员的名单。评议会共有五位委员，白里斯葛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另外四个委员为、钱思亮、谢玉铭、洪业、与荷兰人胡思威。

明显的，白里斯葛是官方人选，此前，白里斯葛也是马来亚大学在1957年的一名调查委员会成员。

根据坊间资料，洪业与张天泽在燕京大学是师生关系。谢玉铭是张天泽的培元中学老师。谢玉铭毕业于北通州协和大学，即燕京大学前身，与洪业一样是燕京大学的教授。谢玉铭，张天泽，潘国渠三人是泉州培元中学的先后校友。培元与燕京都是基督教会办学。胡思威的来历不明，据悉，胡思威的父亲是张天泽的中学老师。从人脉关系来看，谢玉铭、洪业、胡思威都与张天泽有所关系，所以应该是张天泽的推荐。由于缺乏信息，钱思亮何以受邀成为委员会一员，不得而知。《錢復回忆录》或许会有些关于其父亲钱思亮的记述。

根据《大学论坛》第10期的记载，五位评议员中有两位建议南大停办；而最后签署报告书时，有一人拒绝押名。从个人历史背景来看，白里斯葛建议停办南洋大学之说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剩余一人会是谁？另外，那又是何人拒绝押名？

钱思亮，洪业，谢玉铭都经历过日本入侵中国之十四年抗战期间的艰苦教学生涯，肯定不会接受大学设备不足所以不承认学位的牵强理由，更不会接受南大师资不够资格教育学生的侮辱性评议。文献上，洪业批判秘密供证是，有攻訐私人者，有迹近疯狂者。由此来看，这三位学者认同停办南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排除了钱思亮，洪业，谢玉铭，就唯有剩下胡思威可能是另一位建议停办南大的委员。另外，钱思亮是台湾大学校长，三人中资历最高，所以其拒绝签押的可能性也大。

南大中文系教授潘重规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或许，南京大学整理出版的《潘重规教授日记》会对这一段南洋大学评议会历史有所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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