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弟弟陈新才

我的弟弟陈新才，2016年5月9日下午5时45分在新加坡章宜中央医院逝世，享年81岁，遗体已经在5月10日下午火花。他已婚，没有子女。他一生阅历丰富，在新闻岗位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

我的好些同辈们都知道，我们兄弟足足半个世纪尽量避免和我联系。

新才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没有参加任何非法活动，却于1963年和1965年两次被关押在政治拘留营，而且两次受到长时间单独监禁。1978年我在湖南‘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资料室翻阅帝凡那写的一本吹捧执政党选择‘要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书，其中一条附注透露说，‘陈新才在狱中濒临精神崩溃前家人已经向当局体申诉。’新才恢复自由后，曾经和他在上广东民路‘九龙堂’一起练太极拳的堂友们，都关心他的健康，纷纷主动出钱找气功师父为他发气治疗。他才得以逐渐恢复健康而且结婚成家，但他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不料这种非人道单独监禁对新才造成的心理创伤仍然潜伏多年，在他晚年爆发。最近几年，由于年纪大，没事干，很少出门，他在家里时不时精神恍惚、言行粗暴。越来越不正常，以至发展到不得不被用心照顾他的妻子送进疗养院。

新才逝世前好一段时间，有时还以为自己是身处拘留营，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监视。他曾经‘提醒’偶然到疗养院探访的一位亲友‘说话要小心，别让暗探偷听到！’

在我流亡印尼和马泰边区根据地期间，双亲先后去世。在出殡当天，新才被允准暂时离开监狱从参加葬礼。代替作为长子的我，向父亲、母亲的灵柩焚香跪拜。……这一切的一切，我怎能不铭刻于心，怎能不痛惜和怀念他呢？

新才小我两岁。我和几个弟妹都是4岁就进入幼儿园。新才从小就聪明好学。他一向读书比我认真、比我听话、比我‘守规矩’。他在中正中学高中毕业，也是‘剑桥9号班’优秀毕业生。他离校后考入《星洲日报》当外勤（法庭）记者。这期间，他考获‘哥伦坡计划奖学金’却接受我的建议放弃赴新西兰攻读教育系，继续在《星洲日报》任职。

新才从事新闻工作，阅历丰富。是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加坡历史进程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根据我的记忆，新才担任的职务和经历有以下这些：

《星洲日报》外勤记者、采访主任、翻译主任；《联合早报》翻译主任。应澳洲航空公司邀请代表新闻界参加首航飞往台北，在总统府受到蒋介石接见。受英国外交部邀请赴伦敦观光游览。奉派赴曼谷采访东盟部长会议。代表新加坡华文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新闻语言研讨会’。出任新加坡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秘书，并负责出版该会的会讯《新闻春秋》。代表新记协捐款支持《马来前锋报》员工为抗议吉隆坡巫统收购该报，捍卫新闻自由。

他是中文版《李光耀回忆录》的3位翻译者之一。他和好友张清江先后翻译和出版两本有关新加坡历史的著作：《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

在我记忆中，有两个有关新才的故事，不妨在此一提：

（一） 当年的‘22’大逮捕之后没有几天，我照常到母亲开设的电发美容院让妈妈为我剪头发。我母亲理发工出身。他一边为我理发，一边告诉我，她曾经去问巫师，祈求神灵保佑新才。巫师说“你的儿子运气不好，因为他遇上7个小人。”

母亲问我，：“怎么会有7个小人呢？”我说：“新才被捕，是新加坡政府、英国政府和马来亚政府的三方代表一起组成的‘3-3-1’治安委员会的决定”母亲惊奇地说，那巫师真灵啊！

（二） 在林有福当新加坡‘教育部长’的年代，有些新闻记者被外国收买。《星洲日报》董事部察觉到报馆里的某某和日本领事馆联系密切；另一个某某则替美国人做事，每月领取美金。报馆于是要开除这两位记者。这时候新才对董事部说：“报馆里有谁为外国做事，相信政府不会不知道。既然，政府没动他们，而他们有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报馆当局何必管这种事呢？”也许新才的意见得到重视，那2位记者同事没有被开除。

新才为人正直，谦虚随和，对外寡于言笑，但对是是非非心中有数，而且敢于为报社同事和员工的福利说话，维护同事和工友的权益，不论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他因此深得同事们敬重。

1963年，新才在‘冷藏行动’中被拘留。在报馆同事和员工们的要求下，董事部让新才‘停薪留职’（注：我的表舅是老报人李天常。当年是《星洲日报》副董事长）。新才出狱后，报馆董事部却拒绝重新雇佣他。由于工友们准备罢工抗议报馆董事部背信弃义，在获得李光耀政权同意下，《星洲日报》就让新才恢复任职，但当局不许他负责采访工作，‘改行’做翻译。

据我所知，新才当翻译期间，培育了好几位同事成为翻译能手。新才勤奋好学。他又掌握了日文，曾经把好些日文时评和文艺小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上。

他拒绝加入‘前政治拘留者协会’。但作为难得的翻译专才，他受到‘邀请’，负责主持翻译《李光耀自传》的中文版。

上述有关陈新才的一些生平事迹，是不是应该作为新加坡历史故事的补充章节呢？

2016年5月15-20日 写于泰南合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