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山农
南洋大学是一家民众筹办的大学,是一家为民众筹办的大学。从一开始就为官家所歧视和排斥,最终依靠众人坚毅的力量成功筹办。
南洋大学自创办后,便在两条路线之间艰苦前行。这两条路线一直敌对并行,一条是南洋大学创办人奋勇前行的发展路线,一条是李光耀的迫害路线。这两条路线使到南洋大学的历史非常不同于一般大学的历史。
一般大学的历史只是沿着预先计划的发展路线一步一步向前走,途中或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稍有转折,一旦克服之后,再继续向前行。困难虽或大或小,但并没有恶毒的迫害。
南洋大学的历史便很不一样了。虽然按计划前行,一路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却还须面对恶毒的兴风作浪,真枪实弹的侵犯。因此,撰写南洋大学历史的人必须有是非之心,必须有正义感。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陈六使代表正义,李光耀则代表邪恶。邪恶势力手中有军警枪炮,处于强势;正义百姓赤手空拳,处于弱势。
南大历史上的事,都有是非黑白之分;南大历史上的人,都有正邪善恶之别。南大的历史是正义抗拒邪恶,奋力求存的历史。
没有分辨是非黑白能力的人,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适合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撰写南洋大学历史的人必须就事件之是非曲直明确评断,有如春秋笔法,不能像讲封神榜故事。没有是非之心,没有正义感的人撰写南洋大学的历史,势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辨善恶正邪,误导后来人。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艰苦发展与恶毒迫害并行的历史。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陈六使倡议创办南洋大学后,南洋华人社会,万众欢呼,齐声响应。
在这之前,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陈六使也曾经说过创办大学的事,却因橡胶厂被烧毁而作罢。
再早一些,一九四六年,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三人,联袂向陈嘉庚提议创办大学,因为时机未到而搁置。
直到一九五三年,创办大学的事,才适时而动,成为侨界的整体运动。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星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响应陈六使倡办海外华人最高学府的号召,举行各界侨团代表大会,共有二百一十四个侨团派出三百余代表与会,聚首一堂,共商创办大学大计,并立即组成筹备委员会。南洋大学就在这一天正式创立。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南洋大学建校运动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推动。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是南洋大学的生日。
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筹募基金、建设校园,并预期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开学。这是中国大学的开学时间,也是西方大学的开学时间。南大校门口牌坊上的年份是一九五五年。这是配合当年秋季开学而砌上的年份,也是牌坊建成的年份。
南大为传承民族文化,反对同化而创立,逆流而行。
从一开始南大就走在一条崎岖的路上,十分艰难,靠着众人的努力,一步一步克服困难,才把南大建立起来,可是并未能按照预定的时间,于一九五五年秋季开学。因为受林语堂事件的影响,开学时间拖延了半年,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四)才正式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是南大正式开学的时间。
正式上课的时间,按校历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实际这天并没有上课,只是由各系主任和同学见面,让同学了解系里的情况,介绍系里开设的科目,及担任各科目的老师。下一个星期,四月二日(星期一)才正式上课。后来校方把三月三十日定为校庆,则是把预定上课的日子当创校日子了。
上海交通大学的创校时间是从前身南洋公学于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创办时算起。南洋公学是一间书院,一九二二年改名南洋大学,一九二七年改称交通大学。
北京大学的创校时间,也是从前身京师大学堂于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即戊戌政变那年)创办时算起。京师大学堂也是一间书院。十三年后,即一九一二年才改名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的创校时间,则是从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前夕)的清华学堂算起。一九二五年设立大学本科,才改称清华大学。
南大的历史时间,当然是从筹备委员会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成立那天算起,一九八〇年被关闭,前后二十八年。
再迟也得从进修班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学时算起,前后二十六年。这一年正是预定的开学年份,所以牌坊砌上这个年份。南大的进修班也正如清华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一样,是大学本科之前的先修学堂。
如果从一九五六年本科开学时算起,则前后二十五年。
这三种算法,各有依据。第一种最可取,第二种次之,第三种最不可取。
南大初创时,主要反对者是英国人,还有一些马来极端分子。批准与否,大权在英国人手中。英国人想阻止华人创办大学,但又碍于民族教育自由的主张,不想强力阻止,以免激发华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情绪,只是希望说服华人放弃创办大学的想法。南洋大学的创办人也想说服英国人,让华人创办大学,帮助本地社会建设。于是,双方进行了四个回合的交锋。
经过四个回合的交锋之后,总算尘埃落定,英国人和马来人都默许华人创办大学,但不会给予任何帮助。南大的创办人接下来便一步一步克服一路上的障碍,最终把南大创办起来。
英国人非常不愿意看到华人创办大学,可是又不能强硬阻止,只能等待华人无法克服困难而失败。可是,南大却终于办起来了。这让英国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星嘉坡总督列诰爵士在立法会致词,欢迎设立南大。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马大副校长薛尼爵士发表有关马大与南大合作之谈话。他原本是代表殖民地政府,极力反对创办南大的人。
这两件事都在南大创办人努力建设校园两个月之后。这反映出英国人愿意面对现实的转变。
在英国人改变态度之前,发生了两件事,让英国人放松对南洋大学的敌意。
一件是,美国人对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态度。星马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在亚洲有很大的利益,对亚洲事物非常关注。大约在一九五四年二月间,美国人告诉英国人,美国并不反对华人创办南洋大学(见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刊于南大站)。美国人的想法是:
(一)美国探索(explore) 南大历史反共的潜能(anti-communist potential);
(二)美国与英国合作,阻止“不受欢迎分子”(undesirable element) 颠覆南大;
(三)美国鼓励南大当局创办一间高等学府,为学生灌输西方的“民主原则与思想”(democratic principles);
(四)美国政府应帮助南大与美国私人机构联络,诸如聘请美国籍教职员等等。
另一件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六日,陈六使发聘书给林语堂,聘请他担任校长。林语堂显然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了。林语堂亲国民党,反共产党的态度,让美国人放心。这是美国人告诉英国人,不反对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原因。美国人的上述四个愿望,自然交给林语堂去实现。他就任之后,甚至于向南大提议,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钱帮助南大发展。陈六使拒绝了。
韩素音的《吾宅双门》中,有一章记录了林语堂出任南大校长的往事。其中一段说(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引文经江学文整理,题《南洋大学:殖民地红毛人的眼中钉?》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这时南洋大学董事会需要物色一名校长,由校长选择职员、教授、讲师。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领事的支持。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优柔寡断,美国重要的亲蒋游说团对南洋大学也发生了兴趣。在新加坡有一所反共的华文大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抵销森林游击队的吸引力,从长远看,还可能抵销受印尼共产党影响的马来“左”派的倾向。……
南洋大学的反共校长的职位结果落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一书的作者) 的身上。林语堂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抗日战争期间只到过亚洲一次,即去重庆两个星期。可是一九五三年时他却在台湾,卖力地谴责共产党的中国,参与建立了受到蒋介石,当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共联盟。
文中说“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领事的支持。”这正是林语堂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的原因。在南洋大学的创办人与董事之中,连瀛洲是很重要的一位。他就是主张聘请林语堂当校长的人,而他和国民党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林语堂出发就任。在出发之前,他在纽约高调表明反共。他对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说,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对抗共产主义斗争中之自由思想前哨。又说,将安排流亡学者来南大教育青年男女。这完全符合美国人的意旨,却完全违背了侨界创办南大的宗旨。这就注定了后来的不欢而散。
林语堂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抵达星加坡,正式就任。
林语堂的就任,让美国人放宽心,而美国人把赞成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想法告诉英国人,也让英国人放下心来。
林语堂就任三天后,十月五日,拜会星加坡总督列诰爵士及辅政司。
再过一个星期,总督列诰爵士与马大副校长薛尼爵士相继表态,欢迎南大设立,并提议南洋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合作。
英国人显然是因为无法强硬阻止华人办大学,又无法利诱,只好默然接受,等待华人自己犯错收场。
从一九五四年八月开始,南大的创校先贤尽全力建设校园。
当时的半自治政府首席部长马绍尔,始终支持华人办大学。这可能跟他是犹太人有关。在二战期间,犹太人在欧洲被希特勒灭族屠杀,许多国家都不愿意收留犹太难民。当时,中国驻奥地利领事何凤山(1901-1997)不顾一切,发大量签证给犹太难民到上海避难。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天堂。犹太人至今都对中国人心存感激。这件事必定也令马绍尔铭记心中。他跟殖民地政府歧视华人,一心想同化华人的心态,完全不同,亦不愿为伍。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马绍尔到南大校园工地参观,表达对南大的关心和支持。陈六使设茶会欢迎。马绍尔致答词说:
今日吾人看见一个梦已告实现。华人艰苦创办的南大,在执委努力策划下,其伟大建筑物已呈现在眼前。本人极欢喜,以个人及首席部长之地位,代表人民祝贺及赞助南大成功。
他对华人创办大学,实现梦想的赞赏,便是对英国人迫害华人,同化华人政策的不屑。
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南洋华人维护民族文化的梦。创校先贤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维护自己的文化,创办大学,而终于把南大建立起来,十分不容易。陈六使在《南洋大学创校史》的序文中,回忆当时侨教所面对的困境,字字血泪。
星马华人面临困境,母语和文化行将被他人所消灭同化,何其危急!陈六使目光远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忧族忧民,毅然起而倡议创办大学,闻鸡起舞者,四方响应。大家都本着奉献精神,锲而不舍,建立大学的梦才得以实现。这样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就是陈六使精神,就是陈嘉庚精神,也就是南洋华人的精神。
南洋大学是星马两地华人共同的梦。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之后,才创办起来。创办之后,一路上仍然困阻重重,惊险万分。南洋大学的建校道路,崎岖不平。
英国人虽然默许华人创办南洋大学,心中依然排斥。在南洋大学创办之前,英国人就制定了种种政策迫害华人。
一九五一年,星马华文教育开始受迫害。英国人通过《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 推行国民学校制度,只限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也就是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其他语文学校全受排斥。华文学校是首要的打击目标。
这份《巴恩报告书》全名是《马来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该委员会主席为牛津大学学的巴恩(L.J. Barnes) 教授,所以就简称《巴恩报告书》。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原本是研究马来文(巫文)教育问题,主张双语教育,而计划推行的双语仅限于马来文和英文,华文和印度文都排斥在外。因此,其真正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当时,马来半岛已在一九四八年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有自治权。星加坡仍为英国殖民地,不在联合邦内,但是,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消灭华文教育,便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最终目的。
星马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中国人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不在意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又被政治所迫害。
南洋大学从筹备创办到被关闭的历史,是受政治迫害的历史,也是星马华人为捍卫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造梦历史。
星马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二战之后,英国人又回来继续统治。由于英国人歧视华人,于是制定不利于华人的种种政策。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英国人对星马华人更加不信任,通过各种政策迫害华人。
南洋大学创办于一九五三年,即二战结束之后七年,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后四年,正是英国人制定种种政策迫害华人的时候。
二战之后,局势依旧动荡,南洋华人社会遭受从四面八方来的迫害。连续不断的迫害使到华人渐渐觉醒,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一九四九年,华人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九五三年,成立南洋大学。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参与当地政治,以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南洋大学的成立,则是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
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发生的直接背景相同,都是缘于英国人对华人的压制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府同化华人的手段从消灭华人的教育开始,最终以达到同化为目的。这可以从英国人战后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清楚看出来。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是个关键。其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完全出于恶意。
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的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这份报告书虽然是针对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提出的,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和目的也适用于星加坡华文教育。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教育来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同化华人。
报告书的具体建议是,华文学校必须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否则,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殖民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全部来自华人,却压制华人的教育。这样的建议当然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华人子弟受华文教育,乃是华人天赐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这份报告书有极其露骨的政治目的,把政治和教育混在一起,以政治理由来消灭华文教育。华人把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本是受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却诬陷说是“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其真正目的是同化华人。
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便是在《巴恩报告书》的基础上拟定的,目的是以法令来压制华人的教育,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事。
《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同化华人的目的十分明显,令星马华侨领袖深感担忧。华文教育从此面对重重危机。如果华人接受这样的建议,华文学校将彻底消失。
陈六使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文中回忆英国人颁布的政策,处处针对华人,一心只想消灭华人的教育与文化。他是先知先觉的华侨领袖,看出重重危机,忧心如焚。
一直到今天,虽然英国人早已离开,马来西亚和星加坡的教育政策都是依据英国人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来制定的。
lll迫害南洋大学是英国人定下的政策,由半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林有福,全自治政府的总理李光耀执行。在前台出面的是林有福和李光耀,在后台操纵的是英国人。先由林有福开始,但他在位的时间短,没完成任务。再由李光耀上台继续。
从一九五六年,南大正式开学时起,直到一九八〇年被关闭时止,这二十五年的南大历史,实就是李光耀迫害南大的历史。
在南洋大学的历史上,有三个跟李光耀相关的年份,十分重要,即: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五年,是自治政府的立法议会选举年。
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以便赶上这次大选。他把自己打扮成反殖民主义者,蒙骗受华文教育者,支持他登上政坛。他一上台就把受华文教育者定为“亲共分子”和“沙文主义者”。从这一年起,他完全排斥受华文教育者,并对华文教育并步步迫害。南洋大学是他最大的目标。
当时,受华文教育的林清祥和方水双是影响力最大的工会领袖。李光耀找他们合作,组成人民行动党,并依靠受华文教育者的帮助上台。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选举时说(见《风雨独立路》第十五章):
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
这几段记录,透露了几点很重要的讯息:
其一,他的候选人资格出问题时,不仅得到选举官的通融,还可以在英国的下议院,得到工党议员和殖民部副大臣的协助,平安无事。他当时已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便是英国的代理人。
其二,他大言不惭:“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他当时只是临时学了一两句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但他从不承认。
当时,“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这“母语”当然不是峇峇话,而是华语。可是华语从来都不是他的母语。他当时已三十二岁,无论哪个人都不会到这个年龄才有母语的。
他又说“我会写一些汉字”。这并不是他懂华文,而是他在二战时期,为了帮助日军收集情报而学日文,懂得几个日文汉字。
其三,他说:“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
又说:“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
这是李光耀一生之中,从一九五五年起,不断重复说的话。因为许多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他们敬仰的候选人林清祥,李光耀因此怀恨在心。他诬蔑所有受华文教育者都是是沙文主义者,都是共产党,而共产党人都是罪犯,都必须坐牢。为什么共产党人就是罪犯呢?在英国,共产党是合法的政党,但在星加坡,英国人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又制定一条迫害反对者的内部安全法令,凡是参加非法组织的人都会被捕坐牢,而根据内部安全法令,不必审讯就可以无限期坐牢。李光耀就利用英国人制定这条恶法来迫害反对他的人,迫害受华文教育的人,迫害南洋大学的学生。
英国人不会说自己是沙文主义,法国人也不会说自己是沙文主义,华人当然也不会说自己是沙文主义。为什么李光耀说华人是沙文主义呢?因为他是英国皇民。许多人误以为他是华人。他从来都不说自己是华人,因为他是受英国人同化了的峇峇人。
韩素音的《吾宅双门》中,有一章记录了南大创办时的往事。其中一段说(陈德彰林克美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引文经江学文整理,题《南洋大学:殖民地红毛人的眼中钉?》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成立华文大学的这一计划使我应邀去新加坡大学发表讲话。“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有一所为讲华语的人而开办的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上层人物只能是讲英语的呢?”一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那怎么看待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沙文主义呢?”
这一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李光耀就是以英国人的身份这么说的。
其四,他说:“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
当时的选民,有六成说华语和方言。他们都是华人。得到这些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就必定当选。
李光耀的选区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这里的居民以华人为多。他们多是码头工人、三轮车夫和小店主,都会说华语和方言,而李光耀只会说英语和峇峇马来话。要不是受华文教育的人帮忙他竞选,他不可能获选。只是因为受华文教育的人支持林清祥的多过他,他就怀恨在心,睚眦必报,终其一生,迫害华文教育,迫害南洋大学。
华人在星加坡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李光耀用一生的时间,把年轻华人的母语改为英语。这本是英国人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最终由李光耀完成。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一生的挑战”。
一九五三年为南大创办的关键年。四年后,一九五七年,则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关键年。
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四月,半自治的新加坡和英国举行宪制谈判。新加坡代表团由马绍尔领导各政党代表十三人组成。其中包括人民行动党的代表李光耀和林清祥。
林清祥和李光耀虽然代表同一个党,但在一九五五年选举时,李光耀已把林清祥定为共产党人,是沙文主义者,必须清除。他不便于自己动手,而需假手英国人。
在第一轮宪制谈判时,马绍尔极力争取英国人让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了。一九五六年六月八日,马绍尔辞职,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林有福也是个英化华人,就是峇峇人。他完全按照英国人的旨意,不遗余力的逮捕打击反殖民主义者,诬陷为颠覆份子,帮助英国人,全面打击越来越激烈的反殖民主义运动。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与十九日,林有福逮捕七名工会领袖、教师和学生。其中包括各业工联会主席林振国、妇女协会主席陈蒙鹤、教师陈玉兴和陈孟辉、华校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陈广风、学生许统英等。十月一日,逮捕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领袖孙罗文和工运人士谢奕田。
谢奕田当时也是李光耀的党中委。他是受华文教育者。
孙罗文本是中学联的主席。他是个非常有才干和魅力的学生领袖,担任中学联主席时,李光耀是中学联的法律顾问,对孙罗文的领导才干十分清楚。
孙罗文在一九五六年进入南大文学院就读。他在这一年十月一日被捕。李光耀当时显然已计划迫害南大,而受华文教育者完全被蒙在鼓里,继续信任他,帮助他在下一届竞选执政。
林清祥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廿六日凌晨被捕入狱。林清祥当时的政治威望与魅力都远胜过李光耀。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有福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再到伦敦谈判宪制。代表团由五人组成。其中,林有福和周瑞麒代表劳工阵线,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代表,而代表人民行动党的只有李光耀。林清祥则在狱中。
林有福欠缺领袖才干,李光耀成为这次宪政谈判的主要角色。李光耀就在这一次宪政谈判时,跟英国殖民部大臣相勾结。
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伦敦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海底电报“绝密”信件,内容关于新加坡宪制谈判。其中有两段话说(影印件及译文收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60-61页):
报告书中有一可能引起极大反响的段落,列出适用于选举的选民与候选人的限制条例,同时也将包括那些还在拘留中的人,理由是,他们从事反对和平、正常秩序和好政府的颠覆活动。……
实际上是林有福、周瑞麒和李光耀要求英国政府制定这一条例,但是,由于不能公开承认是他们要求这样做的。因此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对此决定承担责任。……为了记录在案,林有福正式抗议这是不民主的作为。
林有福与周瑞麒及李光耀三人,同意英国人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可以用内部安全法令来逮捕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无需审判。这些人中,受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人都有,而李光耀想要迫害的主要是受华文教育者。林清祥则是他的头号敌人。
一九五九年,英国人扶持李光耀,取代林有福,担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李光耀执政后,就用内部安全法令来对付支持华文教育的人。最终铲除整个华教体系,关闭南洋大学。
林有福与周瑞麒及李光耀三人,要求英国人在宪制报告书中,定一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这条款的目的是,禁止在狱中的林清祥等人参加竞选。
当时,关在监狱中的都是支持李光耀的人。他们都受华文教育。李光耀要英国人把他们长久关在监牢里,不得从政。
孙罗文出生在峇峇人家庭,家庭语言是峇峇话和英语。这一点跟李光耀一样,可是他的教育背景却和李光耀大不相同。他是华侨中学的毕业生,已在南洋大学就读,对李光耀是潜在的威胁。他信任李光耀,却让李光耀毁了他的一生。
孙罗文当时是南洋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学生。他在参加万隆亚非学生会议后,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被逮捕。从此,他离开了南洋大学,以致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南大校友。李光耀迫害孙罗文,是他正式迫害南大的开始。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见《风雨独立路》第十七章),津津乐道自己如何与英国人勾结,出卖林清祥和孙罗文等支持他的人,赢得英国人的信任。他当时显然已经计划好如何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大了。
一九五九年初,英国人炮制的《百里斯葛报告书》,表面上看来是由林有福谋划的,幕后黑手是英国人,而实际向英国人提议,以报告书来毒杀南洋大学的,只要看李光耀后来的所作所为,便清楚明白了。
这份报告书虽然在林有福手上完成,却没有发布,特地等待李光耀一九五九年中,代替林有福执政之后才发布,而发布之后,利用这份报告书毒杀南大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
《百里斯葛报告书》中有一重要建议,即改变南洋大学的学制,变成跟马来亚大学的一样,不说明原因。这显然是为了跟马来亚大学合并而提议。这是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核心思想。后来的《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都是为了贯彻这个核心思想而炮制的。李光耀就用这四份报告书来迫害南洋大学,最后关闭。
lll2李光耀一生最大的贡献便是帮助英国人消灭星加坡华人的语言、文化、教育,最终关闭南洋大学,同化华人。英国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最后由李光耀完成。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1914–1985) 曾经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稍后的首相戴卓尔(Margaret Tatcher,1925-2013) 称赞李光耀很聪明,就是因为李光耀千方百计,做了英国人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他在二战期间,当日本陆军的情报员。当时日本陆军的大臣是东条英机。他对东条英机的治理手法,十分赞赏,深受影响。东条英机以闪电战闻名。李光耀建党时,就以闪电为党徽。
日本人快战败时,他投靠英国人。英国人让他到英国读书,而且百般优待,把他培养成代理人,并扶持他登上政坛。
星加坡民间有个说法,李光耀是国民党人。这个说法当然无从求证,但是看他跟蒋经国(1910-1988)的关系,也并非不可能。李光耀和蒋经国本无任何关系,教育背景完全不同,年轻时亦从未谋面,却在晚年,一见面便是好朋友,当即是因为有共同的政治背景的缘故(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到星加坡向侨界鼓吹革命。侨界受他影响很大,商界尤然。连瀛洲(1906-2004)便和国民党甚有关系。二战期间,一九四二年,他跟一些侨领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创立华侨联合银行。战后回星,于一九四七年设立的华联银行,即“华侨联合银行”之简称。一九六三年,李光耀授意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并承认义安学院颁发的学位,以打击南洋大学。当时,南洋大学的学位并未获得李光耀的承认。
峇峇人之中,亦有受孙中山先生影响者。林文庆(1869-1957)在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和医生,不久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卫生司长,一九一六年出任外交部顾问。
为了对付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李光耀重用两个国民党特务,李微尘和郑衍通(1900-2001)。郑衍通担任南大校内的特务机关,学生生活辅导处主任。他本是台湾特务机关中统的头子陈立夫的属下。他的儿子郑威廉担任教育部常任秘书。父子联手控制南大。
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约翰丁特尔(John Tyndall,1934–2005) 说,他最崇拜三个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这国民阵线标榜种族主义,排斥非白种人,主张与纳粹党相同。李光耀排斥华人,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关闭南洋大学,与希特勒排斥犹太人,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方法有异,而所犯的都是反人类罪。
李光耀深受希特勒的影响(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新加坡文献馆)。希特勒有句名言:
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李光耀同化华人,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方法:从华人的学校下手。
在关闭南洋大学之前,他先从中学下手。
第一步是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
在殖民地时期,英文中学跟随英国的学制。英国的孩子在六岁入小学,十一岁小学毕业,十二岁进中学。初中五年,高中两年,加起来七年。英国的大学是三年制的。中学与大学加起来共十年。
华文学校采用美国的学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加起来六年。美国的大学是四年制的。中学与大学加起来也是十年。
李光耀把华文学校和英文学校的学制都改成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加起来六年。这样一来,华文中学跟英文中学的学制就一样了。
第二步是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
这一步工程比较大。他的办法是,先设立初级学院。这初级学院初创办时,大家都以为他的目的是精英教育。其实,他是志在沛公,以消灭华文学校的高中为目标。
初级学院对华文学校与英文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开放,但教学语文是英文。这初级学院实际就是英文学校的高中。华文学校的初中毕业生进入初级学院就读,可以进入英文的星加坡大学,也可以进入英美各地大学。升学的地方就多了。
在初级学院越办越多,华文学校的高中就被蚕食了。到这个时候,华文学校就只剩下初中了。华校学生的家长,为了方便孩子升学,纷纷让孩子转入英文中学。这样一来,华文学校的初中也就渐渐被蚕食了。李光耀在达到目的后却说,这是“家长的选择”。他把消灭华文教育的责任推给家长。
在华文学校的初中被吞噬之后,华文小学很自然的也就难保了。于是,华文中学和小学都被吞噬了。到这个时候,关闭南洋大学已是最后的目标。
李光耀迫害南洋大学所用的手法,正是他迫害华文中学的手法:改变南大的学制、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最后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完全被吞噬。
为了关闭南洋大学,李光耀一共炮制了四分报告书:
这四份报告书中,《王赓武报告书》的破坏力最大。其中隐藏着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路线图。王赓武是李光耀杀害南洋大学的刽子手。
早在华文学校的高中被蚕食了的时候,南洋大学的学生来源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南大没有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不能开设这些专业的课程,有志于修读这些科目的学生都到星加坡大学,或到海外大学去。
在华文中学越来越少的时候,一九七四年,李光耀不准马来西亚的华校毕业生报考南大。这就大大限制了南大的生源。
南洋大学的腹地,原本比马来亚大学的腹地大很多。各地华文中学毕业生的人数也比英文中学的多。因此,能考进南大的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新加坡以外的华校学生不准报考南大,而新加坡华校的许多优秀学生又到新加坡大学和外地大学去,学生的素质难免下降。李光耀就用这个借口,把南大关闭。
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的梦,一个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梦。由商界贤明倡议,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群起响应。上自名商巨贾,下至劳工小贩,人人参与,人人奉献,大家都只是为了子子孙孙的明天,全无私心。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最终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南洋大学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史诗。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是南洋大学建校运动时期,轰轰烈烈。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步上正轨,日渐发展。三年后,即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掌握政权。他继承和实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政策。南大从此受尽逼害,直到被关闭。
南大短短的二十余年历史,实就是遭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李光耀所迫害的并不仅仅是南洋大学,而是整个星加坡华文教育体系。他全面迫害星加坡华文教育,而南洋大学则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最后目标。他在关闭了华文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后,随即把南洋大学关闭,并对南大和创校先贤百般诬蔑。
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所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手法:“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震动南洋华侨。陈嘉庚率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一百六十八人,在华侨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这是极大的新闻。当时,李光耀十四岁。他对这件事必定印象深刻。
一九四二年,日本占领星加坡。第二年,李光耀帮助日本皇军收集情报,一九六七年,日本给他颁授一等旭日大绶章。“旭日”即代表日本。这勋章是颁授给“对国家有功劳者”。
二〇一六年,天皇再颁给他一等桐花大绶章,由他儿子代领。他儿子便设立昭南纪念馆来多谢天皇隆恩。
一九八〇年,李光耀就选择在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关闭南洋大学,
当时,有一件事令人十分感动,就是关闭那年的南大学生,仿佛吸收了云南园的灵气,大都表达了反对关闭南大的态度。
到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南大学生中,近一半来自英文学校(49%)。
到一九八〇年的时候,当年这些学生都在三四年级。一二年级学生之中,来自英校的学生当远远超过一半,因为当时的华文中学几乎全都已经被兼并,改为英文中学了。
在得知母校即将被合并的消息后,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向三四年级学生调查他们的态度,结果是,绝大多数学生反对合并(76.92%),赞成的只是极少数(12.46%)。
这些反对合并的学生传达了一个非常有南大精神的精神:他们毫不介意有一张南大的“贬值文凭”,还感到光荣,更不羡慕有一张星大的“增值文凭”。这一定完全出乎李光耀的预料之外。他一定以为南大学生将急不及待争取合并,以便得到星大的文凭。
这就是南大精神!这些来自英文学校的学生,体内流着南大的血。他们的情操,远较那些出卖母校的官僚政客为高尚。
本书即扼要叙述南洋大学的始末,由创校至关闭的真实历史。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内容,取自《南洋大学南洋人》的有关章节。其余各章,则以有关南大史实的资料为基础,编写而成,共十五章。每一章都细写有关史实详情,以免居心不良者恶意歪曲。
南洋大学虽英年早逝,英名将永留青史。南大万岁!
(录自 2018年7月21日《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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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8年7月21日首版 Created on July 21, 2018
2018年7月2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July 21,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