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的日子
如今是最甜蜜的回忆

朋友张永新先生介绍，《亚洲周刊》林友顺先生用手机 WhatsApp 和我构通，要我回答一些问题和感想。我配合他的要求，首先我敬佩他为南大被关闭四十年后，仍然关怀和有兴趣写个报告，让人重温痛苦的往事。

今午林先生用手机电话和我交谈了一句钟；他要我回忆从大学出来的生活。这个故事比我的“从大学到监狱”的描述还要长。我本来就喜欢回忆往事，叙述起来没问题（我没有老人痴呆症）。

1963年我进入南大先修班，我咬着一片面包度日，读完了一年。1964年，第一堂课，华文教授黄六平，要我们写一篇文章，自由发挥，任选体材。我写读南大的困境，教授看了很同情我。他介绍我去见郑衍通辅导处主任；由于黄教授的推介，我被录取，当了图书馆工读生，月薪六十元。度过了一年。

1964年尾，南大在改组，图书馆换人，理学士周昌嘉撑权。他说我参加非法活动，要我上书表白求情；当晚，我写好求情信；我思索平日根本没参加什么非法活动，为何要求情？一气之下，把信撕了，离开了图书馆。

1965、1966年，我当了家庭补习教师，每周下坡五天，为四个家庭学生补习功课，晚上回到南大住所，已是深夜。除了温习南大课业，还要准备补习课本，往往午夜后才入眠。

1966年南大学会改选。我和叶同学被逼参选理事；未经同意而中选。我两人坚决退出，南大特务孙某不放手，我和叶同学和他争论，种下后患。

1966年十月，李光耀总理为南大新图书馆开幕演讲，李万千同学上台和李光耀辩论南大改组（我和叶同学不在场），得罪了当权者。1966年11月16日，图书馆布告栏出现了50个被开除的学生名单。我和叶同学的名字也出现在布告栏，罪名：非法活动。17日凌晨五点，军警包围南大宿舍，我和叶同学（总共十人）被捕送入女皇镇监狱：我们个别囚禁在四楼。第三天，我收到驱逐出境令，想到要离开我的女朋友亚兰，当晚，思潮起伏，终夜不能眠。

1966年11月24日早晨，叶同学喜悦的告诉我，他父母来探监。他见了父母后回到囚室，他哭成泪人，他说我们两人是重要人物，父母不能探监，害得他父母天天在监狱外哭泣。

1966年11月26日，我被释放。傍晚时分，天空下着细雨，我手中握着星加坡政府赠送给我的车票。我们抵达月台，亚兰和我相对无言。火车开动了，我站在车厢门边，看到亚兰脸色沉重，她向我挥手，她那修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摇……

“再见。”我说。

“……”她挥着手。

火车走远了，我呆呆地站在车门边，我寻找她的影子，但见那寂寞的新月，飘浮在黑沉沉的夜空。

回到家乡。我痛苦的熬过两周。第三周，我提着行李到荒岛南亚当临教。一年三个月后，来了个电话，命令我到新山火车站咖啡座去会见程先生。经过几小时的海陆路程，我来到咖啡座。

“程先生，找我有何要事？”我问。

“哦，是这样的，”程先生转头扫了一番，看到无人贴近，他靠近点，轻声地说：“上司有了你在邻国被驱逐回来的情报，查到你进了教育局，上司坐立不安，怕你……”

“怕我什么？”

“怕你思想依然激进，毒害学生思想，所以派我和你见面；不过你放心我已向高官担保说你一定会合作。”

“你所说的合作是什么？”我有点烦闷。

“哦……”程先生思索片刻：“很简单，只要你对我们忠心，将你所看到一切违抗我们政策的事件回报给我；证明你不再偏激，不再……”

“要不然……”

“要不然，你必须离开教育界，你的教书证将被吊销！”

“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回到南亚，三天后我收到教育部逐客令，我依依不舍离开南亚，登上往星加坡章义的船。我在甫奇街当街边照相员。两个星期后，我被逼离开甫奇街，到森巴旺海港拍照。三周后，发生打架事件，我逃离星加坡，去吉隆坡夜总会拍照谋生。513暴乱，夜总会关闭，我当了建筑工场杂工，后来成了建筑公司工场管工。1976年，我成了政府合格承包商。

几十年痛苦求生的生涯，如今回首，当年最痛苦的日子，是如今最甜蜜的回忆。

（11.1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