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年代的记忆片段

　　我经常都回新加坡探望老母亲，有一次相约十余位旧日同窗聚会，在惹兰勿杀运动场附近的小贩中心，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闲聊往事，勾起了我的片片思绪……。

　　“我们这里是华中、是华中……中正在那里？……嘟嘟嘟、嘟嘟嘟……我们的火车马上开，那里开？南侨开……”。这是五十年代新加坡华校联合运动会期间在惹兰勿杀运动场上飘荡着的团结、欢乐和青春之歌。

　　在殖民地政府歧视民族教育的五十年代，每年5月份左右，全星华校联合运动会都在惹兰勿杀运动场举行，运动会通过竞赛，可以鼓励辛辛学子注重体质的锻练，全星华校师生也可藉此大型聚会，增进交流、沟通和加强团结，凝聚华社的力量，发展华文教育。

　　田径场上披着红色战衣的华中健儿几乎所向披靡，小学组则是养正的小光头风头最劲。当时各校并没有组织啦啦队，然而各项赛事的间隙绝无冷场，观众席上来自各校的同学们，自然而然地、此起彼伏地合奏出上述团结、欢乐之歌，为大会增色不少……。

　　此外，一幕陈旧的记忆……“1954年5月13日下午3点多，华校联合运动会正在进行期间，突然有一赤膊小伙子奔上司令台，在麦克风前大声呐喊：……我们的同学去总督府和平请愿，申请在求学期间，免除兵役。请愿队伍在皇家山脚下，被警察暴力殴打……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声援我们的请愿同学……。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同学们自然地纷纷涌出会场，走到街上，走向皇家山的方向，很快就形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都是年纪较大的中学生，还是以女学生为主。”当年我是四年级的小学生，我们几个小同学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起来，强迫我们的中学生替英国殖民地政府去打仗，维护英国殖民政府继续压榨和剥夺马来亚的人民和资源，太没道理了，大家心里都感到无比的愤慨。

　　1957年我考进了华中，华中也在这一年接受了政府的津贴，按教育部的训令，每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来上课。当时高中毕业生为了感谢母校六年来的教导和栽培，都会筹备举办叙别晚会，这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华中是男校没有女同学，只好邀请中华、南侨、南华、南洋等女校的同学来协助，我们都会利用星期日和每个学期结束后的假期，回到校园和课室，筹备叙别晚会的节目。同学们的组识和安排可真多采多姿，在节目排练中，导演同学细心指导，参与演出的同学认真反覆练习；在学术研讨会上，同学秉承课堂上老师教授的知识和文化，热烈发言，交流见解，知识得到提升，建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在轻松、活泼的康乐游戏中，增进了同学的感情，有些还成了恋人；肚子饿了，食物组的同学早就准备好了美味可口的热粥。有时还组识同学到郊外或海滩去野餐，感受大自然的美，养成热爱大自然的习惯。这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校园生活了，时光已逝，只能回味。

　　教育部要统一新加坡三大源流的教育制度，以英文教育为蓝本，华文教育由三、三制改为四、二制。1961年教育部举办最后一届高中会考和第一届中四会考，华校学生为了捍卫华文教育，据理力争，要求合理地改革华文教育，而当局一意孤行，只好走上抗争道路，大部分的中四会考学生参加了罢考行动，第一天全岛的中四会考场所基本瘫痪。但是在当局的诱导和分化下，社会上其他阶层人士，不认为华校的改制是要消灭华文教育，因此不太支持中四罢考，在强权下，中四罢考学潮终于失败。

　　1961年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期，1964年我考入了南洋大学。1964年6月26日上学期的考试完毕，我就回到坡底(市区)家里，隔天下午看到报纸报导，千余军警半夜闯入南大校园，进行大逮捕，拘捕了数十名南大学生。心情一时无比沉重，晚上就回到了南大校园了解情况。许多南大同学都不约而同纷纷回到校园，数百名同学在学生会的领导下，集中在学生楼展开三天绝食行动，抗议政府无理逮捕和破坏大学校园的安宁。南大地处远郊，当局全面封锁新闻，绝食行动无法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

　　接下来，当局着手改组南大行政，刘玉水理事长和庄竹林副校长被迫辞职，同时开除了百余名南大学生和20名教职员。华校最高学府遭到严重的迫害，学生会不得不顽强抗争，再次组织数百南大同学到市区和平游行请愿，以期唤起社会人士关注南大的生存权益。然而，当时中华总商会和南大行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已完全配合当局的行动，宣布禁止南大学生会的一切活动，学生的抗争渐渐沉静。

　　1965年9月王赓武报告书发表，学生担忧南洋大学华文学府的性质被改变。一天晚上，校方召集理学院的学生，聆听王赓武报告书的讲解，遭到学生强烈反对，讲解无法进行，突然间，一名校内职员用棍子殴打喧闹的学生，学生群起反击，并将其击倒。此时，我已闪出会场，突然听到枪声，我立即闪到柱子后面，同时在黑夜中，看到便衣警察的手枪朝天喷火，我愤怒极了，狂喊“警察开枪”。

　　10月27日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定量化学分析，一名校方职员交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我被开除了学籍，这一天校方一共开除了八十多位同学。第二天，南大学生成立了反改制、反迫害的 “九人行动委员会”，历史系的张发起同学任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发动和领导全校大罢课，这次的罢课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当时的图书馆(华裔馆)，悬挂了两条耀眼的红布条“看、今天英雄儿女呈英豪，瞧、明日民族教育开鲜花”，谱写了一页捍卫民族教育的光辉历史。

　　11月17日下午“行动委员会”委派我为学生代表，向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呈递“反迫害请愿书”，一百多位同学各自分散行动，按指定时间，到达高德根的办事处，我立即奔到高德根的办公室，高氏不在，只好将请愿书交给其职员转交。此时大批军警已扑到现场，混乱中，突然一个便衣混血警官把我逮住说 "you are the one and only one we want"，就这样被扣上手铐，带上警车，离开了学生的抗争队伍。

　　有一次，一位新加坡校友问我“后悔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又没有做错事，何来后悔！在那个激情的年代，参与捍卫民族教育的学生运动，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假如我没有参与，那才是遗憾呢！今天，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已一统为新加坡式的英文教育，华文教育体系已不复存在，历史事实印证了笔者当年义不容辞地参与捍卫民族教育是对的。幸好，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中华文化正在复兴。面对历史，我活得自在、活得无愧。

（按）：本文写于2008年，曾刊载在新加坡华中香港校友会庆祝成立十周年的纪念特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