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龙章
早在60年前(1953年)，新加坡侨领陈六使先生捐献了他在云南园一片土地，和捐助五百万元，创建了一所东南亚华人大学——南洋大学，目的是让东南亚千万华裔子孙能受到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1953年7月26日，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动土礼上说：“我们是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举行升旗礼。左三是创校人陈六使。
陈六使说：“想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希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新马以至全东南亚，蓄之有日矣。”
“为保障并发展母语教育，为维护伟大的中华文化，不可无南洋大学；为传播中华和平的文化，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事业，也不可无南洋大学。”
“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
1954年2月15日，英籍作家和医生韩素音(HanSuYin)女士在新加坡记者职工会的午餐。聚餐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黄祸”今天已被重漆成鲜红色》。她以形象的语言告诉听众：回顾历史，华人曾是西方人眼中的“黄祸”；而在战后的今天，“黄祸”已被重新上漆，变成了鲜红色。陈六使想创建华文大学被认为是“‘橡胶大王’的突发奇想”，被解读为“华人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而尚未成型的华文大学，更被预言为“共产意识的温床”。
具体提及南洋大学，韩素音指出，马来亚华人愿意离弃中国政治，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留在本邦，而倡建南洋大学的目的正是“在于为华校青年找一出路，拯救彼等脱离失望、憎恨，使免沦为共产党”；可是如今“华人做任何事，均加以‘社团主义’”的罪名。她举例说，当局“在该大学基石未奠之前，就已经拒绝该大学之学位，似乎有些官员认为，青年去山芭、去北京，还比去南洋大学为安全。”
1954年8月22日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在新加坡举行，陈六使特设公宴欢迎各国代表五六百人，以宣扬中华文化和办南大宗旨。他在致欢迎词中说：“新马三百余万华人，全南洋群岛一千余万华人，为保障并发展母语教育，为维护伟大的中华文化，不可无南洋大学……南洋大学绝无政治色彩，无领域观念；所收容的学生，不限于华人；而教授媒介，也不限于华文华语。”
2012年9月11日，是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逝世40周年。李元瑾在《联合早报》发表《陈六使一生荣辱系于南大》这样说道：“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南洋大学长期面对的困扰。陈六使带领的华人社会，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可以为马来亚文化的发展和当地人才的栽培做出贡献；而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文教育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坚称种族和谐和国家建构将因此受到破坏。后者甚至再三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南洋大学捆绑在一起。”
南洋大学从创立开始就受英殖民主义者当局的敌视，想要以不承认其文凭不在经济上辅助的方式使其摧折。当年以英文至上的当权者执政，更用改制及动用军警逮捕学生，开除学生等手段，终于在1968年全面控制了南洋大学。1973年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剥夺马来西亚华裔学生读南大权利。1978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所由陈六使创办的大学终于在1980年8月16日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最后一批学生领取南洋大学文凭，南洋大学从此停办灭亡。
短短的25年历史的南大，培育了一万两千名毕业生，他们心系南大和陈六使。陈六使曾在英殖民地时期为华侨争取公民权，却在1963年9月22日被李光耀政府剥夺公民权，也就是大选后隔日、即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6天。李光耀在他的《李光耀回忆录·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么讲：“（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至于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一事，李光耀坦率地说：“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在我们（对付）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誉会长，也是南洋大学的创办人。我心里早就盘算着，一旦政府具备政治实力，将会找他算账。”(台北世界书局，1999年2月版，578页。)
1972年9月12日前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76岁，他出殡之日，南大师生将校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南大儿女戴孝，送殡行列多达7000人，浩浩荡荡，庄严肃穆，街道两旁自动默立致哀者不计其数。
1974年6月15日，南洋大学在校园举行安置陈六使纪念铜像典礼，陈氏家属即席捐献南大五十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
当局为了使人们失忆陈六使的丰功伟绩，从南大关闭之后开展了“南大历史灭迹行动”。校门牌坊上书法家于右任（1878-1964）写的“南洋大学”在1980年南大被关闭时，上面的题词也被铲除，沦为无字牌坊。
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就业前景不佳，不少人自己创业并获得成功，其校友也散布在世界各地。在新加坡社会中，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新加坡政府重英轻华，对新加坡华文教育连根拔起，关闭南洋大学的做法相当不满。为了粉饰李光耀政府自己亲手把唯一的华文大学关闭的那一面，2000年7月31日，新加坡政府将位于今裕廊西93街，在1980年被“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字样取代的南洋大学旧校门牌坊，“修复”为“南洋大学 1955”的旧貌。南洋大学校门牌坊、华裔馆(原南洋大学旧图书馆)和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也都已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1981年，牌坊挂上新成立的南洋理工学院英文字样 。1986年理工学院换校门后，牌坊二度沦为无字牌坊，直到1998年政府将它列为古迹，并到2000年才修复完毕，挂回南洋大学1955的字样。
南洋大学校门牌坊 | 
关闭后校门牌坊“南洋大学”被灭迹 |
2010年1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国家地理》杂志专访时说他后悔没有早点关闭南洋大学，而决定关闭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华文大学流失优秀生，只能招收次等生。2011年11月李光耀还在他的著作《我的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重述他关闭南大的理由：“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当年关闭南大的一个理由是“它不够水平”。校友王慷鼎先生提出从第一届至第十八届理学院毕业人数是2987位，毕业后到国外深造有570位，277位获得博士学位，293位获得硕士学位，这些学生都是在顶级大学获得的学位，如果这些学生是“不学无术”（当年当局以此不承认南大学位），不可能有如此辉煌成果。
南大理学院第一届至第十八届数学系毕业的学生共641位，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有156位，获得博士学位66人，硕士学位有90位。
面临狂风暴雨冲击下的云南园，一位从中国来执教的老教授不断鼓励和帮助许多学生出国留学，并极力写信推荐，替他们争取数学奖学金，使他们能在异乡他国深造，这位老教授就是靳宗岳。
靳宗岳毕业于北京高师
靳宗岳教授原名靳荣禄，年轻时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并获得硕士学位，是杨振宁父亲杨武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后来曾在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教书，他在南洋大学常常说：他是看着杨振宁长大的。
南大创办时，靳宗岳就跟随潘璞教授从香港南来新加坡教书。
靳宗岳教授
靳宗岳是贵州贵阳人，出世在清末民初名门望族大户人家，先辈在国民政府当过高官。靳氏是中国北方古老姓氏，靳氏的姓氏来源：始祖是距今2300年前在楚国显赫一时的楚大夫靳尚。战国时期，楚国尚大夫食采于靳，被称靳尚，其子孙因以姓，相传姓靳。《姓氏辩证》记载：“楚靳尚之后，食采于靳，以邑为氏”。靳姓自得姓后，或许因为宫廷内的斗争，子孙没有在起源地发展起来，而是避难逃往它国寻求生存。望族居于西河郡，即今山西省汾阳。靳氏族人早期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和江汉地区，汉、唐时期在西河郡形成望族。宋朝初期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南宋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分布开来。明清以后，靳姓逐渐在内蒙、甘肃、东北等地落籍。迁民后裔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安徽、贵州等地。
靳宗岳生时的中国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呢？
当年西方对中国倾销鸦片，弄得“国无可用之兵，库无可用之银”，自从林则徐和英国人的鸦片战争发生以后，外国人发现中国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西方专恃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军队虽然在越南打了胜仗，但是清朝的统治者昏庸无能，与法国签定了出卖主权的条约。随后中俄战争爆发，清朝又与俄国签定了出卖主权的条约，将中国东北、西北部分领土割让给俄国。19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定屈辱的《马关条约》，巨额战争赔款，加上赎买辽东半岛的款项，共23亿两，相当于清朝廷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朝廷无力偿还，只得大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被外强控制，半殖民地的状况急剧加深。而日本凭着中国的巨额赔款，实现了工业化，加速了军国主义的进程。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台湾省等大片领土，更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破坏，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急，认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急起救亡图存，开办新学堂培养人才。洋务运动要建立新式工厂，建立海军，建立军队。没有相应的技师、军事人才，所以也要建立新式学校培养这些人才。洋务派开明人士张百熙、张之洞等，都已经认识到培养师范人才、储备师资的急迫性。所以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内明确指出：“师范出身一项（按：‘出身’指待遇和毕业后的出路），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 据《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西国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人才”的规定。
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1900年义和团兴起，对于“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凡是义和团认为是“二毛子”的华人就都成了“刀下鬼”，杀无赦。京师大学堂作为假洋鬼子兴办的“洋学堂”，被义和团认为：“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视同“洋教堂”一样对待。义和团“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子，用者辄置于极刑。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义和团横扫后，设为“神坛”；学堂关闭，师生流离，部分未及逃脱的中国教习，被当做“二毛子”遭到义和拳民杀害。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又被视为义和团的据点，而受到外国征服者的占领和摧残，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
1901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京师浴火重生，又复活了。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首先招生，于次年12月17日开学，校址设在景山东马神庙。清政府于1902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是中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1902年7月，《钦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它规定大学专门分科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其中格致科又分为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预备科课程的艺科中也包括算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矿产学等；速成科仕学馆招收的学生均为已经当官的学生，大学堂为他们所设的课程也包括算学和物理学。其中物理学包括力学、声学浅说，热学、光学浅说，电气、磁气浅说；算学包括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代数等。政府为了吸引学生来读，给予师范生优厚的待遇。不仅食宿全由国家供给，而且宿舍、自修室都很宽裕。伙食非常讲究。每人冬夏二季，备发一套操衣，还有青衫、靴子等物。此外，还按学生月考成绩，分别予以几块银圆或十几块银圆的奖金。奖励规程规定：除了“月考名列前若干名者，都有奖金。可以约两三同学到前门外听听评剧，吃吃小馆”的奖学金制度。奖励学生规程有一项是：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而又有志深造的，可以选派分遣到东、西洋官费留学。
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由于办学严谨，成效卓著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师1923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改为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
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增设数理部，国文部，教育专攻科，国文专修科，手工图画专修科（三年毕业）。这时靳宗岳以‘靳荣禄’的名字报名到数理部。
数理部的修业年限：预科1年，本科3年。数理部是数学系的前身。1919年，数理部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28名。毕业生均是男生，名单是：张鸿图，靳荣禄，杨武之，杜作梁，崔明扬，张缉，汪如川，刘家镕，孟广照，谷毓琦，俞鹏，汤璪真，林利仁，孙秀林，周馨，彭清杰，宋家琛，左礼振，石超，罗发勤，李世昌，杨荃骏，匡日休，曲培礼，时振寰，赵廷兴，高步瀛，陈庆晖。本届毕业生中，曾在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的有靳荣禄，杨武之，杜作梁和汤璪真。
1920年，数理部的第二届大学生毕业28名。毕业生名单是：毕荣棠，陈荩民，陈廷柄，段宗犀，傅种孙，韩桂丛，韩清波，李玉囊，李榛，刘承祖，刘瑛，彭究德，乔荣景，饶铎鸣，石松年，孙世琨，王庆魁，王云骧，王增坤，吴宝谦，吴士檀，徐灿云，张汉楫，张鸿钧，张哲农，张震云，赵桂芳，郑德平。
中国数学会通讯发表张友余（陕西师范大学）赵爽英（西北大学）写的《五四时期的数理学会和数理杂志》有：“靳荣禄从1918到1922年在这个时期的北京高师、北京大学、武昌高师的3种数理杂志上都发表过文章，共有10篇，其中3篇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靳荣禄和汤璪真都是北京高师数理部第一届优秀学生，他俩同时连任两期北京高师《数理杂志》的编辑，在北京高师数理学会作过多次讲演。大学学生时期他俩合作的著作《级积论》，受到过学校的赞扬，1919年由北京高师出版。后来，他们都留学到海外。靳荣禄回国后，曾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过教授。”
风云激荡出英豪
靳宗岳教授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和好友许多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在五四运动中，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先锋和主力，匡互生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第一勇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北京高师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之一。五四时期活跃的学生领袖，日后政治上有很大的分化，不少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本来理应收回山东主权并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孰知，“和会” 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却做出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完全归于日本。这样，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哗然，群情愤慨，于是，爆发了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街头运动，还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和文化运动，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五四”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和科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学生举行罢课，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军警对运动实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召开宣传大会，并实行抵制日货。
人们看到北大学生罗家伦(1897—1969）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传单：“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19年5月20日的《晨报》，以《学界风潮越闹越大》为题，报导“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前开会决议，从昨日起一律罢课，以为最后的力争”，并载录学生的《罢课宣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和《上大总统书》称曹、章、陆之卖国与攘权，“舆论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绝罪”，故“五四运动实国民义愤所趋”。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罗家伦以笔名“毅”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开篇即是“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罗文着力表彰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的“牺牲精神”，并且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记》（9月）等书的出版，更令人惊讶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
五四运动时，陈宝泉与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他以校长身份亲自到校门口迎接“高师八勇士”（指陈宏勋、杨荃骏、初铭音、向大光、薛荣周、赵允则、唐英国、王德润）；为了他们的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又亲自为他们改名字（如陈宏勋改名为陈荩民，杨荃骏改名杨明轩，初铭音改名初大告），体现了一个敦厚师长对自己学生的爱护。
匡互生（原名日休，1891－1933）的好友巴金说：“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
1915年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专攻天文学。他与周予同、刘熏宇、杨明轩等先后组织了进步学生团体“同言社”、“健社”和 “工学会”，他亲自起草工学会章程，联络和团结更多的爱国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开展学术研究，在校内及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是这次运动的策划者之一，与傅斯年、段锡朋等组织了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北京学生集会游行，匡互生率先冲入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曹宅起火不久，军警抓走32人。32人被当局定为“造乱”分子。当学生们讨论如何营救犯人时，匡互生表示，首先打入曹宅和点火的是他本人，不能让死人替他受罪。
北京学联代表的高师学生熊梦飞，30年代初撰文纪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门前集会时，有往总统府、往外交部，还是往英美使馆之争：“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到了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忆亡友匡互生》）。言下之意，将学生队伍引向赵家楼的，是匡互生及其“死党”，而且是蓄意谋划的。
当时与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张石樵，都没提及匡转移游行队伍的努力。据周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织有过秘密集会，希望采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请愿。可游行当天，匡等并无到曹家的计划。“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五四回忆片断》）而张石樵作为同窗好友，与匡互生一路同行，听说直奔曹家，认为有理，“也正合我们早就商量好的”惩罚卖国贼的计划（《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30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忆亡友匡互生》）。到了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北京革命史话》记载：“(北京高师)学生领袖匡互生遂与国立八校湖南籍学生二三十人组成秘密小组，筹划行动。5月3日晚，在校操场北角一间小屋里聚集了十几位工学会主要成员：匡互生、周予同、杨荃骏 俞劲、周为群等人，经过几番商讨，决定采用激烈的手段惩治卖国贼。主要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首先将他们打死，哪怕打倒一个也好……匡互生誓言要作“流血大牺牲”。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70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他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匡互生1919年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1920年应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主张民主办校。匡互生聘请一师附小教师毛泽东到一师任教。匡互生参加新民学会，与毛泽东共同成立文化书社。匡互生的大学同班好友、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刘熏宇（原名家镕）、周为群（原名馨）仍然和匡互生一道奋战，他俩主要致力于数学教材教法的改革，编了一套最新课程标准适用的初中算学教本：《算术》、《代数》、《三角》。这套书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31年再版，1939年、1942年又出修正本，在中学使用经久不衰。因肠癌于1933年4月22日病逝，终年42岁。巴金说：“我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汤璪真（1898-1951），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市），读“湘乡东山学校”，与同乡毛泽东成为同班同学。汤璪真在班上年龄最小。1915年汤璪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数理部，汤璪真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在与高师同学一起游行时，前进中遭反动军警殴伤，他结识了许德珩等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并参加了许德珩领导的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早期社员之一。汤璪真进入三年级时，在北师大学报发表英文论文《On the Consecutive Terms of an Arithmetical Progression》，这是他的处女作，在当时高校学生中并不多见。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1919年，汤璪真从高师毕业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女师大)任教，一年后升任讲师和级主任。1920年至1923年曾在北京大学兼课，
1923年，汤璪真通过官派留学考试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究院，专攻几何学。师从国际著名几何学大师布拉斯凯(W．Blaschke) 做研究，认真研读导师名著《微分几何讲义》，对其论述近代几何学发展最高成就，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数学基础等，深悟妙谛。192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他学成归国，受聘武昌大学教授。1948年应袁敦礼与傅种孙之邀回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49年1月到5月担任师范大学代理校长。他多次到中南海毛泽东家做客，于1951年10月9日清晨患急性胰脏炎逝世，终年54岁。他一生质朴恬淡，不求闻达，在高等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32载，培养了大量的人材。汤璪真身后萧条，他的妻子张敬之是家庭妇女，因为家中有好几个孩子，张敬之的日子过的非常艰难。无奈中她向毛主席求助，毛泽东十分关心汤家生活和子女教育问题，曾几次派人了解情况，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60年代初，汤有三个孩子同时上大学。毛泽东让秘书每年从他的工资中送去600元，一直到这三个孩子全都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杨明轩（1891-1967）原名荃骏，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1914年杨明轩回国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群众运动。1915年秋，杨明轩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组织少年中国会，后又以少年中国会为核心，成立工学会，出版《工学》期刊，创办平民学校，吸收校内外工友和附近居民参加学习。五四运动中，代表北京高师参加北京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上街示威游行。游行中，杨明轩等32人被捕，经过社会各界营救获释后，继续在街头向群众宣传，再次被捕。获释后，回陕从事教育，任三原渭北中学、西安省立二中教务主任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陈荩民（原名宏勋，1895－1981），曾任北京高师数理学会副会长。五四运动中24岁的陈荩民与匡互生、杨明轩、朱究庭等翻墙进入卖国贼曹汝霖住宅院内打开大门，使游行队伍入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被反动军警打伤、逮捕。陈荩民被捕，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出面作保释放。因全国人民的声援，当时的政府不得已于5月7日将被捕的32人全部释放回校。他们返校时，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见底）。为避免将来到社会遇风险，陈校长亲自为他改名，由宏勋改称荩民，立志忠诚于人民。（《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第47页）。
1920年，陈荩民毕业后留北京高师附中任教，1921年考取公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在校期间，他得知中法教育会中方秘书长褚民谊克扣并盗用公款，购买一架钢琴并以私人的名义赠与中法教育会法方秘书长古洪，便对褚民谊当面质问，还打了褚民谊两个耳光。事后，褚民谊要将陈荩民遣送回国。经同学帮助，陈荩民转入底雄大学。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首先回北京师大任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随后赴上海，先后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数学教授。5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聘他为全国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早在30年代，编著的《非欧几何》被列为大学丛书。解放后，编写了3卷本的《高等数学教程》，被许多大学列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与余介石合译的《数学分析》在数学教学中颇有影响。其他著作有《高等数学基础》（上、下册），《高等代数》，《微分方程》，《代数及数性研究》，英文版《张量分析》，《算学》（5册）等10余部教材。
刘熏宇（1896-1967），贵州贵阳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理系。历任河南省立一师、湖南常德二师、上海大学附中、浙江春晖中学、立达学院教员。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数学。1930年回国后，返立达学园，并兼课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同济大学。后到贵阳高中、西南联大任教。1926年，他和夏丐尊、叶圣陶同丰子恺等一批人一起筹备出版了《中学生》、《新少年》等青少年期刊，创办上海开明书店。他们还以匡互生为首，在江湾创办立达学园。
杨振宁曾受到刘熏宇的影响，他说：“早在中学时代，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对数学发生了兴趣，而且发现了自己的数学能力。20世纪3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了一份杂志，名叫《中学生》。我想香港的一些图书馆一定还收藏有这份杂志。这份杂志非常好，面向中学生，办得认真，内容有趣。有一位刘熏宇先生 ，他是位数学家，写过许多通俗易懂和极其有趣的数学方面的文章。我记得，我读了他写的关于一个智力测验的文章，才知道排列和奇偶排列这些极为重要的数学概念。”
傅种孙（1898-1962年）当时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二年级的学生，1917年学校成立数理学会，次年春季又创办《数理杂志》。学会半年一改选，他是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正会长，直到1921年他都是杂志的编辑。杂志刊行7共出15期，发表过他的16篇文章。他对中国数学史与中国古算也很有兴趣。他的《大衍（求一术）》就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的首例。他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后便留在母校附中任教，下年又调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同时又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192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39-1945年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1945-1947年赴英国考察。1947-196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56年前曾兼系主任。1949年至1957年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3年）及副校长（5年）。
1925年靳宗岳教授到南开大学数学系教书。南开大学也经“胚胎”、“发育”的初创阶段，转向“成长”的发展时期。是年，教育部视察员来校视察设备、行政、教员、学生、经费、校风等后，在北京《晨报》对记者“总评”南开：“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理科学会周年纪念册》对那两年算学系的情状则有如下记述：“十四十五年间理科学生人数逐渐增多。算学为理科各系基本学程，教授时间不敷分配，乃先后增聘靳荣禄及钱琢如两先生。靳先生留校半年，曾授实变函数论，惜授未毕，以事他去。犹幸钱先生继来，添授中国算学史及整数论等，均受同学之欢迎，姜先生始得休息之机会。姜先生来校六年，操劳过度，甚感疲乏，是年秋乃应厦门大学之聘，告假一年，藉以调换空气。在此期中算学功课由钱先生及教员申又先生分担。”由此可见：钱宝琮的到来，对当时的算学系说来，可谓“雪中送炭”。1925-26学年，姜立夫和钱宝琮共事甚欢。姜讲授平面解析几何学、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论，钱讲授代数方程解法、最小二乘法和中国算学史。两位教授协作共为理科学生讲授初等微积分，钱还接替原由靳荣禄、刘晋年所任的初等解析算学。
靳宗岳教授在北京燕京大学1927-1928年，1930-1933年教书是用‘靳宗乐’和‘靳荣禄’的名。北京大学年岁最长的教授徐献瑜（1910年-2010），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燕京大学讲师、数学系主任，辅仁大学讲师。他是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的研制和建立的主持人。他受到靳宗岳教授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国土沦丧、时局混乱，学潮风涌，东吴大学于此际停课。看来一时不会开学，1932年初春，徐与沈福彭、孙令衔、杨季康、周芬等五人结伴自苏州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
此时的燕京大学正逢鼎盛时期，它大量延聘中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徐插入物理系四年级寄读，系主任是曾受教于 A．S．Eddington 大师的英国学者班先生(W．Band)，徐选修了他的“张量分析”课，并以大量独立演题的学习方法再次获得佳绩．他把教材中的习题几乎全部做了出来，很受班的赞赏。
徐同时旁听数学系的课，也遇到了一位兼课的好老师靳荣禄先生。靳授课条理清晰，丝丝入扣。在他的启迪下，徐领悟到数学不仅包含复杂的演算和推理，还需深奥的理论去诠释和引导，数理研究还有许多未知的新领域。
不好好备课教书的靳宗岳
靳宗岳教授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教学情况，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所知甚少。
第一届的南洋大学学生郑奋兴(Teh Hong Heng)，后来成为数学系系主任，在《郑奋兴讲南大故事》这样描述他：
“靳宗岳，实际上教书不是教得很好，虽然我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教授。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进南大的第一年，他是数学系的系主任。
“他来上课，学生老是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前面几天，真的，我连他是在讲中文还是在讲英文都分不清楚，因为他的腔调很奇怪，而且，他的英文是用汉语拼音。但是，他有一个优点，他介绍我们看最新的书，而且，他常常说，上课是次要的，甚至考试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做好学问，自己下功夫。”
我是第八届的学生，第一年就听靳宗岳教授的课《集合论》(Set theory)。他在讲授集合的运算“合”(union) 及“交”(intersection) 时如谐音“友联”和“因特色更生”，一时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同学们年纪很轻，小孩子气重，纷纷模仿他的“因特色更生”。很多年后，同班同学在海外见面，回忆南大上课时还互相笑谈“因特色更生”的一段日子。
我遇见第五届的政治经济系的杨承南学长，他曾选修靳宗岳的《微积分》课，他没上课时，喜欢坐在南大的咖啡厅喝咖啡，常常看到靳宗岳教授在那里喝咖啡及吃水果餐，他就跑去和他聊天。
靳宗岳教授有一次就问他：“你这个数学系的学生怎么不去读书，整天泡咖啡厅？” 聊天后才发现他是商学院的学生，竟然跑来听他的课，后来在成绩上给了他高分。
郑奋兴教授回忆靳教授的印象这么说：
“他讲课，开始时，我们听不懂，不过后来就听懂了。
“他很‘照顾’学生，他教书，出题目考试。结果两个同学考卷考的一样，得分数却是不同的。
“不管题目怎样出，他觉得你应该是拿多少分，就给你多少分，因为平时跟你接触，你真正对数学懂多少，他都有印象。不管题目怎样出，拿最高分的是我和周金麟。
“有一段故事是很少人知道的。那能说明什么是最好的教授。也就是南大才有这样的教授，别的大学很少。
“第一年考试的时候，靳教授出题目，六题选五题。我的数学底子一向是很好的，所以，考试的时候我每题都做，不选题的，而且做得快。
“有一题是关于一个数学定律，我们用的课本是一年级的课本，那个数学定律在课本里并没有给证明，因为对一年级学生而言，它的证明是相当复杂的。
“我就在考卷上给出三个证明。考完之后，靳宗岳一看到我的考卷，他很惊讶。他知道，平时我听课表现都很不错。他拿考卷来找我，说我考试在做文章。
“虽然我给的证明其实不是什么大的创作，高级微积分课程里面也有这个证明题，不过，他就是很惊讶，因为他的一年级学生，考试竟然能做超过考试范围的东西。
“靳教授来找我的时候，是考试成绩发布之后的假期，他拿一本美国研究院的参考书，就是二年级微积分里面会教到的课题。不过，他那本书不是二年级的课程，是研究院一年级的课程。
“他说他很喜欢这本书，他叫我拿去读，看我是否读得懂。所以，我就拿去读了。读了之后，我说很不错，读得懂。于是，他叫我把第一章和第二章整理成讲义给他，并说他明年要教。
“那整个假期，我就花精神去读，去补充，写成讲义。然后，靳教授就真的拿我给他的讲义，在第二年教我们。到了其中一个定理，它的证明很复杂，所以他叫我讲。当时没有人知道讲义是我写的。结果，我就去讲了。
“靳教授就这样训练学生。
“到了三年级，尤其是《白里斯葛报告书》发表之后，他一直鼓励我出国，那时候，我跟他说，出国必须要有父母亲的支持，因为自费出国很贵。我说，我哥哥在新加坡管生意，南大的费用是他给我出的。
“过了几天，他跑来告诉我说：‘你可以出国了，可以去英国，我已经跟你哥哥说好了，他会支持你出国的。’
“我莫名其妙，他当时特地坐的士到我父亲在新加坡坡底的商铺去找我哥哥。他告诉我哥哥我有多厉害，应该出国留学。然后，他回来告诉我说：‘你的哥哥已经答应你出国了。’
“我打电话问我的哥哥说：‘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南大教授来找你？’他说：‘有啊。但是，从头到尾我都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只回答：‘是’、‘是’、‘是’。’我哥哥后来还送给他很多我们店里卖的的牙膏。”
研究乏善可陈，但是……
南洋天气常年皆热，大学的一些课是在下午上，课室虽然是有电风扇但听教授并不精彩的课，令人昏昏欲睡。一些胆子较大的同学，从课室后面溜走去咖啡厅喝茶去。
我是乖乖的坐在课室，看课本自己设法了解课本的内容。
突然听到靳教授扯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事，把我的注意力从课本上移到在讲台上的老教授。
“我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乘船回国，在上海上岸。有六个人抬的轿子迎接我，前面有人吹吹打打放鞭炮……”
这时我想象一个美少年好像变成一个新娘被人迎娶，心里想靳教授吹牛也吹得够离谱罢？怎么会有这样的大阵仗的事？
许多年后我在柏克莱大学见到陈省身教授，提起靳宗岳教授这风光的事，认为是他在吹牛。但陈教授说当年从美国回来是不得了的事，而且芝加哥大学是一个名校，他讲的是事实。只可惜回来后有大官可做，许多人把在国外学的东西荒废了，大部分可以做研究的人都不做研究。
以著名的数学教育家姜立夫教授（1890-1978）来说，他最早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是1919年的事，1920年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以后在厦门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以及中山大学教书，1948年还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只在1945年发表一篇数学论文。
我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张友余教授及钱永红先生提供以下信息：靳荣禄从1918到1922年在作学生时期于北京高师、北京大学、武昌高师的3种数理杂志，1923年在《科学》上都发表过文章共有16篇，其中3篇是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
- （1）零之概念（北高，1918，1（1）：7-13）
- （2）球面调和（译文）（北高，1918，1（1）：96-100）
- （3）《计算一问题》(北高，1918，1（1）)
- （4）《杂组-暗算之奇人》 (北高，1918，1（1）)
- （5）《代数之别名》（北高，1918，1（1））
- （6）《印度人之数思想》(北高，1918，1（1）)
- （7）《公式：一百三十七位》(北高，1918，1（1）)
- （8）关于极限值之定理（北高，1918，1（2）：11-14）
- （9）关于任意函数新导出之定理（北高，1919，1（3）：7-14）
- (10）阿伯尔定理之扩张及第二中值定理之别证（北大，1919，1（2）：103-108）
- (11) 斯梯姆氏函数（北高，1920，1（4）：9-12）
- (12) 数之方向（北高，1922，3（2）：42-61）
- (13) On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to ensure functional dependence (武高，1922，（10）)
- (14) Generalization of Catenary theorem on the calculus of variation(武高，1923，（11）：9-13)
- (15) 表复变量函数之面之推论（北高，1923，4（2）：32-34）
- (16) 配列论中之数定理(科学1923年第8卷第12期)
(13),(14),(15)三篇是靳荣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靳宗岳教授以后却没有论文发表。学术专著等于零。
靳教授有一次说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时发现华罗庚，由于他的提挚华罗庚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所长。
这一点陈省身教授认为靳教授是言过其实，当年对华罗庚帮助最大的是熊庆来教授及从芝加哥大学回来的杨武之教授。当年陈省身在清华大学读书，可以见证这段历史。
杨武之（1896—1973）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之父。杨武之（原名克纯），1914—1918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和数学系本科，是北京高师数理学会最早的编辑之一，参与创办了《数理杂志》。他于1923年考取安徽省公费留学赴美，192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代数、数论方向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1929年杨武之到清华大学任数学教授，直接受过他教育或帮助的学生就有：华罗庚、陈省身、柯召、吴大任、许宝騄、段学复、闵嗣鹤等。
李仲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数理部第一届毕业生》写到：“杨在看到华罗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之后，极力向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推荐，于是，熊在征得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的同意后，决定破格聘请华罗庚来清华工作。1933年春，清华算学系元老郑之蕃教授（陈省身岳父）建议，并力主将华罗庚从行政系列的助理员破格提为教学系列的助教，代理系主任杨武之很赞成此事，报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同意。1938年秋，杨武之以算学系主任身份，在教授会上，力主将华罗庚越过讲师，副教授，直接聘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前所未有的3级破格先例，华罗庚时年28岁。”
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迪克森(L．E．Dickson)，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杨武之成为中国因子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杨武之在清华指导华罗庚做华林问题的研究，引导他走上数论道路。
华罗庚曾给杨武之写信说：“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见王元《华罗庚》，第51页）。华罗庚在1980年写给香港《广角镜月刊》的一封信说：“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可见在清华大学是杨武之帮助华罗庚而不是靳宗岳教授。
靳宗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校友孙光远（原名孙鎕，1900－1979），是南京高师数理化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数学系助教，从事微分几何的研究。1925年留美，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在清华数学研究所，孙光远指导培养了中国第一位数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陈省身。
但靳宗岳对南洋大学数学系的一个贡献是鼓励学生做研究，南大同学组织数学学会，并且出版《数学年刊》发表学生自己研究的论文，学生在大学时试做数学研究，有助于他们后来出国读研究所时能独立从事研究工作，许多人能在两三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
退休后贫困过日
南洋大学改制后，他年事已高不再做系主任，由英国回来的郑奋兴当系主任。他原先从香港带来的同居女士（据说是别人的姨太太，带来一个养女）把他大部分的存款带走抛弃了他。
这时他真是沦落到无人依靠的地步。以前他教过的学生，现在是数学系的教授设法在坡底的教师工会腾出一个房间，让他住宿。
三餐就去吃著名的海南鸡饭。他没有钱，就打电话给郑奋兴，以前的同事就凑200元给他送去。后来系从李氏基金争取到一些钱让他基本上老有所养可以过晚年。
他1973年去世后，后事也是由南大数学系以前的学生安排。有两位同事用他的墓号，灵车号码，以及银行的最后存款数去买万字票。结果三次购买，第二天都开头奖，人们纷传他这是他死后“对照顾他的人的回报”，这两位教授知恩图报，每年都会为靳教授扫墓。